估价：RMB 1,800,000-2,600,000此作品在保税状态下，成交后需在香港提货
说明：恭亲王奕訢旧藏。奕訢(1833-1898)，号乐道堂主人，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同父异母兄弟，道光帝遗诏封“恭亲王”。奕訢收藏颇富，恭亲王府有藏书楼多处，主要有“多福轩”、“乐道堂”、“正谊书屋”、“庆宜堂”等，所藏宋元名椠近百种。书画最为精粹，唐、宋、元、明四代名人真迹书画作品有数十幅，如晋陆机《平复帖》、唐代的韩幹《马图》等极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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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1555-1636)
董其昌是自17世纪以来的书家巨擘，其书以“二王”为本，并致力于颜真卿、米芾、杨凝式，取诸家之法，融会贯通，为明代书学之集大成者，影响了迄今四百年来的中国书法史。本卷董其昌《临潭帖》为其临古创作佳构，虽言临帖，多为己意出之。依据款书风格判断，此卷应书于1602年-1605年间，约董其昌48-50岁之间所作，可参见辽宁省博物馆所藏董其昌于1602年所跋《古诗四帖卷》之款识。此时期书风清劲雅丽，韵致含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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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行书《临潭帖》局部
《潭帖》是北宋庆历间刘沆帅潭州(今湖南长沙)时，命僧希白摹刻。亦称《长沙帖》。汇刻丛帖，十卷。僧希白以《淳化阁帖》为底本，增入王羲之《霜寒帖》、《十七帖》以及王濛、颜真卿等帖。因刻于潭州，故名。此帖摹勒很精，与《绛帖》齐名。赵希鹄《洞天清录》:“《潭帖》初本，当与旧《绛帖》雁行，希白重摹本则有晋人风度。”原石毁于南宋建炎年间，宋拓本亦罕见。翻刻本多种传世。临古，是董其昌一生书法学习中极重要的一环，他从十七岁开始学书，到八十二岁去世，从未停止过对历代法帖的临习和研究，并且在不同年龄段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诠释，也有着不同的临古方式和临古理念。![]()
董其昌行书《临潭帖》局部
本卷董其昌分临《潭帖》中王羲之《修小园子贴》《秋月帖》《七月都下帖》《时事帖》；谢万《谢万帖》；王坦之《谢郎帖》；颜真卿《蔡明远帖》，后自题曰：宋太宗刻《淳化帖》十卷，至宣相时重以真迹摹为《太清楼》。已复有淳熙《秘阁续帖》二十卷、《潭帖》帖十卷，皆广《淳化》所未备，或时有重复，今世无传者，但闻其名耳。董其昌所认为《潭帖》补充有《淳化阁》中所收之不足，但已然于今世不传，只能空神怅望。而后又言其从“吴门王徵君百谷”处所得《潭帖》为不全本，但“特为精彩”，“闲临数行，殊惬心赏”，可知董其昌对所书此卷颇为得意。宋人曹士冕所著《法帖谱系》认为《潭帖》有八个版本。宋赵希鹄在《洞天清录集》中说的最为明了:“《淳化阁帖》既颁行，潭州即摹刻二本，谓之《潭帖》。余尝见其初本，当与旧《绛帖》雁行。至庆历八年，石已残缺。永州僧希白重摹，东坡尤嘉其有晋人风度。建炎虏骑至长沙，守城者以为砲石，无一存者。绍兴初第三次重摹，失真远矣。”《潭帖》又称《长沙帖》，即与此有关。最初的刻本即是《淳化阁帖》的摹刻，并无增补。董其昌所言“皆广《淳化》所未备”当并非最初摹本。众所周知的永州僧希白因庆历八年时《潭帖》原石残缺，又有重新摹刻本。案，亦有刻本作“僧惠照摹勒于希白潭。”其实在庆历五年间，潭州知府刘沆已在旧本的基础上摹勒而略有增益。![]()
董其昌行书《临潭帖》局部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知《潭帖》帖尾有署五年、八年之由来。署五年者称摹勒，石并未损。八年者则成重摹，乃是僧希白因石损而重新摹入，此时在庆历五年基础上又再有增入。那么，我们即知《潭帖》最初几个版本的情况，其后究竟增补了哪些，自黄庭坚时便陆续有记载，但均不全。也就是《潭帖》的全本在南宋以来即是罕见。这也是董其昌即使残本也要在王穉登处买来的原因。其感慨“以较官帖特为精彩”当是指曹士冕所载八种之排第一的“庆历《长沙帖》”，此为官府所刻。其馀七种依次为:私第本、长沙碑匠家本、长沙新刻本、三山本、蜀本、庐陵萧氏本、黔江本。董其昌极为清楚的知道《潭帖》虽然增补《淳化阁》，却是“但闻其名耳。”当然，董氏必知《潭帖》在明中叶时石已不存，所得之本虽非官刻，却是喜爱万分。从其所临如此认真，并有惬意之状态，更是殊为难得。![]()
董其昌行书《临潭帖》局部
应该说，此卷董《临潭帖》不仅仅是一件临书作品。我们更能窥得董其昌学习古人法帖的方法。董其昌在临此卷时，态度极为审慎，迥于我们所见到其他临本。每临完一个帖均在后面以小字重释一过，或加以感言，或对版本的问题提出己见。如开卷所临为《散怀帖》，其后有跋“散怀帖刻致怀，此唐摹之误。”这透露出两个信息，其一，《淳化阁》祖本所依墨迹基本为唐摹本，在唐时二王真迹的数量可想而知。其二，此应是承《淳化阁》而来，错误依旧。所临《时事帖》后言“此帖清劲，行笔如屈铁。虞永兴之宗也。”清劲与屈铁本是两个所指。一为风格，需要充分的想象。一为屈铁，对行笔中线条的比拟，真是恰到好处。对虞世南书法来源的思考正是源于其临书的感悟，董其昌于《画禅室随笔》中自言“虽无日不执笔，皆纵横断续，无伦次耳。”但更是“吾书无所不临仿。最得意在小楷书，而懒于拈笔，但以行草行世。亦都非作意书，第率尔应酬耳。若使当其合处，便不能追踪晋、宋，断不在唐人后乘也。”可见，董其昌平时所作之书也并非都是自己心仪之作，应酬繁多当是其苦痛。整体来看此间临作虽大量保留有董氏所特有的书风，但还是有一些忠实于原帖的一面。如《七月都下帖》可见并非一味凭己意书写，字形大多取于原帖。从“耳”、“行”、“委”、“笃”及“忧、当”的连贯来看，速度并不快，应是书写时对原帖有着边临摹边思索的过程。所以，每段后的重释及感悟皆应是从临帖中得来。此件《临潭帖》，以如此之态度书写，显然以己意为之，亦非应酬之作。（横置观看）
董其昌(1555-1636)草书《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估价：RMB 2,200,000-2,800,000
说明:
1.上款“霞屿”或为阮元声，字无声，号霞屿，阮近贤之子，明崇祯戊辰年(1628)进士，与吕大器、史可法等同榜。历任金华府推官、吏部文选司主事、稽勋司员外郎，陕西乡试主考官。著有《刘孝标沈休文合集》《金华文征》《金华诗粹》《吕东莱大事记》《霞屿集》等，文章名重一时。
2.本卷引首乃一完整的描金五爪云龙纹洒金绢本，当属宫廷特制。
《轮台行》为唐代诗人岑参创作，为描写轮台地区的组诗。此卷即其中最著名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诗。名家写名篇，自古便是收藏家们的至高追求。这首诗中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句最脍炙人口。本卷前两行用淡墨作沉厚笔，波澜不惊，正是从“如一夜”之后开始起势，连绵的笔意便如片片雪花纷飞，高低错落扑面而来。笔笔相生，字字映带，直至卷尾而一路神气不懈。东坡诗云“端庄杂流丽，刚健含袅娜”，正是本卷带给观者的直接感受。![]()
董其昌 草书《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局部
董其昌草书取法张旭怀素二家，而得力怀素最多，单单是用怀素法写就的《千字文》传世便有数本。为了解决早年一力学米芾、学怀素导致的偶有油滑懈笔的问题，董氏中年以后着重取法苏东坡，以求得厚重笔法;又在最晚年致力于颜真卿，以求得沉着体势，这也成了鉴别董书分期的关键所在。董氏于1625年任南京礼部尚书方启用“宗伯学士”这一印章，正是他锐意学苏之时。![]()
董其昌草书《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局部
本卷自言仿怀素，书写时却多用横切入纸，这正是苏轼的经典笔法。纵横的笔势、秀美的结字、沉着的落笔，三者在董其昌的调和下相得益彰。1630年成为董其昌草书风格的分水岭，此后，董其昌全力学颜，追求体势厚重，日益沉稳而少用性情。结合董其昌的钤印习惯以及字形风格的发展，本件作品当创作于1629至1630年之间，这一年也是其灵动飘逸风格最后的绝唱。同时，本卷的尺寸也是令人瞩目的。观之公私收藏，宽度达到五十厘米以上的巨制屈指可数。绢绫在当时都属于昂贵材料，而这种尺寸有别于常者，定为专门所制。在这样尺寸的卷轴上书写，无疑极大地增强艺术冲击力，较董书往常而言愈加肆意奔放，如风送云收，霞催月上，神行千里，观之令人顿爽。![]()
印鉴对比
尤值得一提的是，本卷后所钤“宗伯之章”“董其昌印”及其罕见，在国内收藏中仅此一例。无独有偶，笔者在大都会博物馆所藏一件极精的董氏晚年书《王维五言诗轴》上发现也钤有这两枚印章，两两相对严丝合缝。众所周知，董氏所作书画但凡自己认为佳作，常于款印处别有用心，因此传世便有“千里款”为佳制的说法。但据笔者研究， “千里款”仅存在于中早期作品的佳作区分上，而在中年之后便采取不钤印章或钤特殊印章的方法来为佳制施以认证。或是出于董氏的特别安排，乃令佳制在五百年后依然能够照耀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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