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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此傅抱石致张院西信札，总计40通60纸，其中钢笔书写8通9纸，余下32通51纸为毛笔书写，通信时间为1945年12月13日至1947年10月12日。
此批书札颇具学术研究及历史文物价值：
一、为历年拍场所见最大、最完整一批傅抱石书信真迹，对于傅抱石书法、墨迹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二、可补及校订《年谱》与《傅抱石大典》中有关1945年12月13日至1947年10月12日部分内容。
三、信中所涉画作计有十余件，包括《竹林七贤图》《松下渊明》《羲之换鹅》《溪山高会图》《泰山巍巍图》《春江骤雨》《夏山晴岚》《秋壑鸣泉》《雪拥蓝关》等，均为傅抱石于二十世纪中期创作的重要艺术作品。从中不仅可以发掘诸如作品名称、创作时间、创作理念、题跋、印章等重要信息，亦揭示如《竹林七贤图》丢失案等事件真相。由此，该批手札为傅抱石作品稽考提供了重要凭据，是研究傅抱石绘画、篆刻不可多得的史料。
四、多年来在近现代书画收藏领域“院西”上款画作偶有出现，而学界首次揭示“院西”即为张院西先生的来源根据正是此批书札，这一观点现被广泛引用。
五、为抗战时代背景下，画家与画商之间真实交往记录的一手资料，体现当时艺术品市场的交易关系及画家、画商生存的真实状态。
六、信件内容所载线索对补充完善所涉人物（如兹举高罗佩等）生平有直接意义。
综上，此批信札除书法审美价值以外，更具文献价值，或引发美术史领域新观点、新视野。
出版：《傅抱石致张院西信札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22。
坚守与困窘
——傅抱石抗战时期致张院西数十通信札的背后
书札一体，广泛用于人们之间的交往，内容最为繁杂，难以界限，大体因人而分，风格迥异，因事而别，各有主旨。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历史上每一次变革，都伴随着思想和文化的碰撞。晚清民初一百年间，风云激荡，大浪淘沙，所有的热血豪情，艰苦卓绝，都与文人志士休戚相关。他们是历史创造者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所谓“文以载道”，“文能证史”，鸿文巨著是为文，零简断章亦为文，两者之间只有大小之分，并无轻重之别。文人书简，私人往来，故能坦诚相对，无所不谈，不虞泄密，更见价值；且因多未公布，流传不易，利用更少，一旦公开，更显珍稀。宋代欧阳修对此有过一段著名的论述：“予常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暌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人骤见惊艳，徐而视之，其意态愈见穷尽，故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人也。至于高文大册，何尝用此。”（欧阳修《跋王献之法帖》）鲁迅也曾撰文论述信函书札的价值：“远之，在钩稽文坛的故实；近之，在探索作者的生平。而后者似乎要居多数。因为一个人的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给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却不然。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人知道的一部分，于是尺牍就有了出路。这并非等于窥探门缝，意在发人的阴私，实在是因为要知道这人的全貌，就是从不经意处，看出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鲁迅《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载《且介亭杂文二集》）要言之，文人书简虽为短章，和长篇宏论相比，其在展现历史细节，显露文人性情方面却尽有其独特优势，两者各有短长，未可偏废。
就笔者过眼的傅抱石致张院西的这几十通信札而言，主要是画家与画商之间的交往记录，又因通信时间正好落在抗战期间和战后之初，故正好能从中窥见其时知识分子的坚守和窘境，以及彼此之间相互援手的日常片段。细细读来，主人略显琐细的絮絮而道，却正是彼时傅抱石们真实而艰难的生活实录，犹如古代诗和词的分野，文章和书信的功能，在这里也都显得泾渭分明。这些信中，有些正好涉及《竹林七贤图》和《泰山巍巍图》的创作，这是傅抱石艺术生涯中的两幅著名作品，前者在十余年前还因所谓的“双胞案”事件而引起艺术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为叙述方便和节约大家精力，本文仅就此略作征引和阐述。
傅抱石这几十通信皆写给张院西。关于张院西其人，即使现今互联网如此发达，网上也几乎查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笔者仅知：此人名张辐臣，字院西，为河北南皮人，早期曾在当地开设过银号、典当行，出任经理，抗战期间前往西南发展，负责供销社工作，在调配物质方面有着很大权力；另因为颇懂书画，他还曾兼任过朵云轩重庆分公司的经理一职。也许因为这些原因，他一方面和很多书画收藏家关系密切，来往频繁；另一方面，他在书画界也结交广泛，非常活跃，拥有深厚的人脉关系，和丰子恺、马一浮、傅抱石、徐悲鸿、陈之佛等很多著名书画家都有经常的交往。在战时的西南，于书画方面能有如此上下游关系的张院西，自然长袖善舞，颇具声望。傅抱石和张院西何时相识结交？具体细节已不可考。在他们现存来往信件中，写于 1942年12月13日的这封信可能是最早的。众所周知，“傅抱石教授国画展览会”于1942年10月10至12日在重庆夫子池励志社举行，此即著名的“壬午个展”。除了1935年5月他在日本东京银座松阪屋举办的“傅抱石氏书画篆刻个展”，这也是傅抱石在国内首次以画家的身份惊艳亮相，在此之前，大众面前的傅抱石还主要是一个教授美术史的大学老师，只有艺术圈内人才知道他擅长绘画。展览由中国文艺社、中华全国美术社主办，展出三天，共展出作品一百余件，十之六七为在重庆西郊金刚坡下所作，以1942年2月以后新作为主，其余为抗战后逗留江西新喻、湖南东安、广西桂林时的作品，包括《云台山图卷》《赤壁舟游》《东山逸致》《兰亭图》《洗手图》及郭沫若、徐悲鸿、沈尹默诸人题诗题句之《屈原像》《陶渊明像》等名作，均在此次个展中展出。这些作品显示了傅抱石画作强烈的个人风格，也是画家艺术创作进入成熟期的标志。“壬午个展”反响强烈，大获成功，展出作品也大部售出；重庆版《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专门辟“傅抱石教授画展特辑”，发表徐悲鸿、吕斯百、陈立夫、常任侠等人诗文盛赞画展，重庆《中央日报》则连载张安治长文《中国自然主义的宠儿》，大力褒扬傅抱石的画作。作为画商，这样盛大的画展自然不会错过，张院西很可能就是在“壬午个展”上经人介绍认识了傅抱石，尔后才有了通信关系。从常理分析，张院西写信给傅抱石应该在“壬午个展”结束后不久，即大约在1942年11月份，而傅抱石写于同年12月13日的这封回信，则很有可能就是收到张院西信后的首次回复，信的语气及特意写示的回信地址，都可以说是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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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西先生道右：辱损书，敬承一是。拙展厚承藻饰，感幸感幸。《竹林七贤图》既为敝友荷兰高罗佩先生藏购，荷蒙雅属，自当如命。拟乞惠酬五万元，藉答高意（原为六万元），并求教正。如荷同意，即请汇交“重庆和平路火药局街四十一号周泰京先生”代收。弟定十七日离此返金刚坡下乡舍，大约一周时间可以完成奉上也。又，画上需否题款，应请见示，俾便遵行。专此，祗候道绥。弟傅抱石顿首。十二月十三日。大函请寄：“三圣宫邮局转下金刚坡二号。”
张院西不愧是个尽责的画商，首次通信就是求画，而且是以荷兰驻重庆使馆一秘高罗佩的经纪人身份向傅抱石求画。高罗佩是位深谙中国文化的汉学家，他并不把自己局限于中国文化的学术研究，还积极参与尝试士大夫们所擅长的艺术，如书法、篆刻、绘画、鼓琴等，故傅抱石画展首次在重庆亮相，他就一眼看出了傅氏作品的不同寻常，马上托经纪人出面求画，并且点题要画《竹林七贤图》。竹林七贤是指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七人互有交往，诗、文、赋俱富盛誉，他们潇洒孤傲、旷达高雅的故事流传甚广，也是历代画家们非常热衷的题材，仇英、任伯年、张大千等都画过“七贤图”。作为一个长期浸淫于中国文化，又专职教授中国美术史，且擅长历史人物画的画家，傅抱石对“竹林七贤”“西园雅集”等传统题材，自然烂熟于心，并且不止一次地绘制过，现在有人上门求画，嘱托人又是自己相熟的，“荷蒙雅属，自当如命”，并且主动减酬，以示诚意。按照信中所言“弟定十七日离此返金刚坡下乡舍，大约一周时间可以完成奉上也”，张院西收到此画的时间应该不晚于12月底。但从以后傅、张两人的来往信件来看，傅抱石于1942年12月24日在金刚坡三圣宫邮局挂号寄出《竹林七贤图》，张院西却并未收到。1943年1月4日，他写信向傅抱石询问，傅氏大吃一惊，“立刻向邮局请查”，同时，“乞先生向贵行传达或收发室一询如何”。以后，他们围绕着此画的失窃互致信件，一阵忙碌，最终还是无法“破案”，以致傅抱石只能自嘲“大约为好事者窃去，就弟言，亦不知不觉中得一知己”。傅抱石不愿失信于人，于是“明晨起即开始重画”，并且格外认真，画作也“较弟过去似更可观”，且为表歉意，“另奉山水立轴一幅”。此事至此始告一段落，而此时已经是1943年的1月底了，为时整整一个月。关于《竹林七贤图》，引起的风波不少。据叶宗镐《傅抱石年谱》载：傅抱石有一幅作于1943年3月的《竹林七贤图》，画上有题识：癸未二月下浣，写于东川，抱石。此图由台湾私人收藏，刊1991年8月香港《名家翰墨》杂志第19期。但2001年11月北京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上，竟赫然又出现了第二幅与此图完全相同的《竹林七贤图》，包括人物形象、构图、尺寸大小及题识等，似乎其中一幅是覆在另一幅上描摹下来的。叶宗镐认为：两者或有一假，但也有可能是傅氏自己将衬纸洇下的图形进行了加工，同时画成两幅，则两者皆真（叶宗镐《傅抱石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从时间上来说，这里提到的两幅《竹林七贤图》皆绘于1943年3月，与上述1942年12月和 1943年1月傅氏画给高罗佩的两幅，显然并不相同。而2004年4月，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会上又出现了一幅傅抱石的《竹林七贤图》，估价350至500万港元。因为坊间对此画有争议，《南京晨报》记者采访了傅抱石儿子傅二石，据该报报道：傅二石指出该画右边的落款有问题，款字绝对不是傅抱石的字。他称父亲的书法水平相当高，写字有独特的习惯，别人模仿不了。“我从小就看父亲写字，对他的字很敏感，所以我一看这幅画的落款就知道是假的，仿的功力不够，完全没有傅抱石的味道，倒是画本身有那么点意思，仿得还是不错的。”（见2004年4月9日《南京晨报》）针对质疑，香港苏富比书画部主管张超群表示：苏富比不想反驳，只想用事实来说话。他向记者介绍：傅抱石的《竹林七贤图》来源为美国著名古玩商庞耐的旧藏，是他在日本期间所得，1980年2月方转归水松石山房主人。“竹林七贤”是傅抱石历史故事作品中擅长题材之一，为了证实该幅画确系傅氏亲笔，苏富比还向媒体提供了目前公开资料显示的，傅抱石自1943年以来以“竹林七贤”为题材创作的六个版本的画作，以此证实这些画作同出一源（见2004 年4月14日《新闻晨报》）。随即，傅二石于4月17日写信给张超群，表示《南京晨报》的报道并非自己授权：我并未见到《竹林七贤图》一画的真迹，仅见到《南京晨报》记者送来的电脑复制件，因此并未对该画的真伪正式表态，更未允许该报记者不负责任且不确切的报道。傅二石表示：自己近日始从友人处得到香港苏富比的图录，看到了这幅作品的照片。经过认真看图录，他认为无论从作品的绘画风格还是艺术水准上来看，可以认定这幅《竹林七贤图》是傅抱石的真迹（见2004年4月22日《中国商报》）。4月26日，苏富比拍卖如常进行，最后，傅抱石的这幅《竹林七贤图》以611 万港元成交（见2004年4月28日《文汇报》）。纷纷扬扬的苏富比《竹林七贤图》真假案，至此始告一段落。围绕着名家画作，少不了真假之争，而面对傅抱石作品近年来高悬的价格，利欲诱惑之下的作假更是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傅抱石有同一题材作画多幅的习惯，他的《大涤草堂图》《擘阮图》《虎溪三笑》《东山携妓图》《湘夫人》《赤壁夜游》等就不止一次画过，《竹林七贤图》存世有六七幅之多，《芙蓉国里尽朝晖》更是画了不少于十幅。几乎所有成名画家都有这种同题多幅现象，缘由不同，真假复杂。研究历史往往会碰到很多困惑，有些事件的内幕若隐若现，关系错综复杂，细节模糊不清，令探究者大有陷入“山重水复”之困境；而随着当事人来往书信的发现披露，真相水落石出，这时往往会有“柳暗花明”的愉悦。傅抱石因《竹林七贤图》被窃一事，当年亲笔所写的这些信件，对今天傅画的辨析应该尚有启迪，故借本文首次披露这些信件，聊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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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西先生：本月四日快示，顷始奉悉，殊为讶异。弟于十二月廿四日即将《七贤图》一幅用牛皮纸信封定固，挂号寄上。除立刻向邮局请查，候得结果再行函奉外，拟乞先生向贵行传达或收发室一询如何。匆匆，即叩道安。弟傅抱石上。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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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西先生道右：前日奉书，始悉拙作未曾收到，无任歉仄。弟当时即嘱邮差依法急查（因乡间系邮差送至舍下），并同时草数行奉闻，计承察及。弟今日须赴中大一行，约三数日返乡，届时若不获结果，当另行开始绘制一幅陈上，惟迟误，至深惭感也。拙画系十二月廿四日交“三圣宫”局挂号发出（用厚牛皮纸长式信封），号数为（4618）号， 发信收据现存弟处。据邮局云：“化龙桥”信件系直接封达，中途不须转拆者。先生如便，拟先乞向贵行收发室一询廿四、廿五、廿六三日所收挂号信件登记簿册。如不获，再乞饬役向化龙桥邮局一询如何。总之，无论如何，弟下周应将此事告一结束也。匆候道绥。弟傅抱石顿首。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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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西先生道席：弟八日入城，原拟三数日返舍，旋以筹备赴巴黎画展及二三法国友人酬应，致前日晚始到乡居，欣奉五日（二件）、九日手书，敬承一是。先生何爱之深也。《七贤图》遗失事，弟最感惭悚，大约为好事者窃去。就弟言，亦不知不觉中得一知己；然对先生雅命，则殊抱歉疚耳！明晨起即开始重画，二三日内或可完成，盖弟有三 周未赴校授课，此来专为写《七贤》者也。至尊命写《松下渊明》图，适敝笥藏有一幅，此画为弟所爱，故展览会亦未出陈，兹为酬答先生厚意，特以该画题奉，即乞察收见复。惠酬叁万元，弟拟乞烦先生为电汇南昌，不知便否？因家姐孀居在家，亟待接济。倘荷赐办，感纫无量矣（另附通讯处人名一纸）。如不便，则请汇“沙坪坝正街27 号，陈之佛先生收转”为荷。如何，乞示为感。匆上，即叩春安。弟傅抱石顿首。十八日。附画一帧。汇费、电费乞照扣除，拜恳拜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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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西先生道右：前寄奉拙作《渊明图》后，两承手教，并汇条一纸，敬悉该件业荷察收，并荷赐汇南昌三万元，感纫之忱，无可言宣。日内为制《七贤》，未能即发，殊深歉仄。兹幸所作已满意完成，较弟过去似更可观，此殆为拙衷铭感所致也。因随函附上。又为酬先生雅爱，另奉山水立轴一幅，藉志鄙意，并乞察收惠复为盼。弟明日即赴中大上课，旧历除夕前可返舍，此行便当与之佛先生一谈高谊，容返后函陈其详。专此，即叩道安。弟傅抱石顿首。一月廿四日。附画贰件，惠收时乞即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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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西先生尊右：顷自渝返舍，得奉廿五、廿八两日赐书，感甚感甚。《七贤》一图以邮失致迟报一月之久，幸第二图结果尚可，拙衷稍慰也。弟此次在沙坪坝特访陈之佛先生商谈，彼现有《樱花双雀》（一尺宽、二尺高）、《梅花》（一尺宽、三尺高）各一幅，经弟婉介，三万元一幅。又陈先生过去以画《鹌鹑秋草》著名，弟曾以重画为请（谓将以赠友人），四万元可办到。先生高意何如，乞即见示。据弟愚见，以《鹌鹑》远为佳妙也。如先生有所见嘱，即请详示，俾便面与陈君言之。匆匆，即叩年禧。弟傅抱石顿首。小除夕夜。
抗战之前，傅抱石活动之地主要在江西南昌、日本东京和江苏南京，他频繁往返三地，孜孜求学，辛勤创作，努力育人，过着艰辛而平稳的生活。抗战爆发后，安稳不再，他服务于郭沫若主持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奔波在武汉、株洲、衡阳、长沙、桂林等地，经历了“武汉保卫战”“长沙大火”“桂林大轰炸”等惊心动魄的抗战事件。1939年1月，傅抱石率全家历尽千辛万苦，长途跋涉抵达四川綦江。战乱之中，他的不足半岁的女儿三毛不幸病亡。4月，经辗转流徙，傅氏全家终于由綦江到达大后方重庆，暂时得到安稳。此时的傅抱石，一方面仍在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一方面重回中央大学教书育人。这年5月，傅抱石带领全家来到重庆西郊歌乐山金刚坡下，暂居于一农舍，由此遂自署“金刚坡下抱石山斋”，开始了他一生艺术创作中最辉煌的“金刚坡时期”。傅抱石和张院西就结识于金刚坡时期。其时，傅氏拖儿带女一大家，工资微薄，度日艰辛，养家糊口，殊为不易，卖画收入已成为他很重要的一笔生活来源；而身为艺术经纪人，手中又拥有很多客户资源的张院西恰在此时出现，对傅抱石来说，自然是一位值得交往的朋友。朋友之间通信常因关系特殊而互通心声，倾吐肺腑，这就为人们近距离地接触他们的思想和生活状态提供了可能。从他们来往的信件中可以知晓，张院西除了自己求画外，还利用自己手中的人脉关系，替傅抱石介绍了很多客户；为报答张院西为他介绍客户之谊，作为谢礼，傅抱石赠送给了他不少画；张院西酷爱他篆刻的印章，希望在给他的画上多多钤印，傅抱石也尽量满足，并且将生徒代刀的“密辛”也透露给他，还特意亲自操刀为他刻了好几枚印。这三封写于1946年的信札就很有意思，对探讨画家与画商之间的友谊和微妙关系可谓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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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西先生道右：八、九两日手教均祗承一是。日来为先生写得山水、仕女尺叶各一，随陈雅鉴。属钤拙印，已就敝笥自用印钤得廿余枚，多名章，恐未足副大望也。弟于刻印曾迷恋二三十年，向在南昌、南京、东京诸地，均有不少金石因缘。民国二十一年，曾选拓成谱，钤百部售之，今手中亦无片楮也。入川后，非好友决不捉刀（外间所见，大 约十之七八为生徒代刀，此事乞秘），然所作仍不下七八十事，惜散乱各处，不能授陈评赏，为可憾耳。至其中除数方略难辨识外，均为弟之名姓印（惟“踪迹大化”“糟粕山川”“上古衣冠”“虎头此记，自小生始得其解”“往往醉后”“苦瓜诗意”“抱石长年”“其命惟新”“抱石得心之作”诸印时有僻篆）。敝校预定五六月迁京，弟以老弱人多，拟缓期离川，大约暑假前不走。将来长住金陵。先生是否将迁上海，盼便见示为幸。惠酬已寄陈先生，深谢深谢。先生如赏弟篆刻，请选石一二，当欣然刻奉纪念也。匆匆，即叩道祉。弟抱石顿首。四、十三。附画二件，印若干。
虽然，在傅抱石和张院西交往之初就发生了《竹林七贤图》失窃事件，但这难以预料的事件并未在两人之间留下阴影，他们往来如常，友谊不改，反而因此留下了一段画家和画商之间的交往佳话。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战终获胜利，国民政府打道回府，回到南京，但由于交通条件有限，能在当时很快返回内地的人并不多。傅抱石任教的中央大学，从重庆返回南京的日期是1946年五六月间，而傅抱石因家庭拖累，一直延缓到暑假结束才动身。10月19日，傅抱石率全家从重庆飞南京，当日下午二点到达。当时人来人往，条件简陋，校内安排均未就绪，傅抱石一家暂时屈居于两间小屋，狼狈不堪，不要说执笔创作，就连日常生活都大受影响，用傅氏自己的话说就是：“小室二间，儿女嚣嚣，那是人的生活！”而恰在这时，傅抱石收到了张院西的来信，12月18日，正逢他的岳父母双庆，想请傅氏作画一帧以作贺礼。虽然家里的条件如此简陋不堪，“一切工作器具，俱付缺如”。傅抱石还是一口答应，并坚决不愿受酬：“今冬为欣奉尊岳父母大人双庆，弟自当敬写一幅，藉申忱悃，何可言酬。”面对傅氏的热情相助，张院西也倾情回报，除了介绍更多的客户，他主动提出为傅氏刊印画册，还利用自己服务金融界的 身份，为傅氏卖画的存款安排安全而又息高的储蓄机构，解了傅氏的后顾之忧。诚如傅氏所言：“尊岳大人一画，或为弟返京后第一幅。”傅抱石在由渝飞宁，诸事一切不顺的艰窘环境下，开笔为张院西绘制了这幅题名为《泰山巍巍图》的贺寿画作。傅抱石精心绘制，画面大气磅礴，整幅画长84.5厘米，宽56厘米，右上角并写有大段题跋：《泰山巍巍图》，辉晨老伯暨桂玉伯母大人华甲荣寿，丙戌冬月晚，傅抱石敬写，为祝千秋万岁。大人乘龙院西兄，予大战中以艺与交于东川，年来交益深，幸何如也。近方还京，院西兄书来，嘱写画，备大人双庆，惟诸事未安，不敢不精意申忱悃，谨制是帧，并求鉴政。十一月十日并记，中央大学六朝松旁写意。”此画在1982年由香港苏富比首次释出，而后由“求知雅集”善藏，2008年收录于《傅抱石全集·第二卷》。2016年11月中国嘉德秋拍，此幅《泰山巍巍图》于34年后再现拍场，惊艳不减，画从880万元起拍，不断有人加价，最后以1500万元落槌，加佣金最终成交价1725万元。在这批傅抱石致张院西的信札中，有多封谈及这幅《泰山巍巍图》，特在此予以披露，以飨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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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西吾兄尊右：今日奉廿六日手示，及廿日寄渝之信（张君转到），毋任欣感。日来弟一切皆极不安，诚如吾兄所云，啼笑皆非也。今冬为欣逢尊岳父母大人双庆，弟自当敬写一幅，藉申忱悃，何可言酬。拟乞见示款氏，俾稍定生活、开始作画时，可以绘制也。近月内，以内人将届分娩，而校方届时亦将开课，同时此刻弟情绪亦恶劣不堪，复员之余，不敢走动，拟稍俟再图赴沪晋候贤伉俪起居。至过去费神为介画润，既荷存入尊友处，即乞暂续存之。何时急需，当再为详函奉陈也。弟自本月十一日全舍离金刚坡迁渝市起，至近日止，共费四百万以上，频年笔墨所余，荡焉于此行。而此间生活，复月非百二三十万不能维持，但弟月入仅五十万，前途不堪多想也。恃爱，故顺及之，一笑！暇乞时予指教为祷为感。匆叩俪安。弟抱石顿首。廿八晚二时。内人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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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西吾兄道右：十三日手教，谨奉一是。尊令岳大人暨德配双寿，弟自应求一力作，藉申拜祝之诚。拙意为悬挂立轴为佳，若为可供多数人题咏，则手卷亦有别趣，弟固当视制作时之情形而定，然甚想吾兄有以定之也。又最迟须何时完成为宜，乞弗客气示知为感。弟到校瞬达一月，除兄与一二友人外，几音信亦不执笔，良以住处不定，如日日住 客栈，物价又高（弟自重庆来，且为一教员也），尤感胁迫。小室二间，儿女嚣嚣，那是人的生活！且不日又须另迁（迁亦不远，总在校门内外之地也），是故一切工作器具，俱付缺如。尊岳大人一画，或为弟返京后第一幅，倘非似此重要，将不知何时能捉笔写画也。前承介售画款，复深烦为之存储，何等感谢！谨先致意。匆匆，即叩俪安。弟抱石上。十一、十六。内人问安。恐最迟明年一月非在此举行画展不可矣。上海环境虽大，但弟无甚多友人可为支持，或不易行，只有留待有机会时图之。弟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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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西吾兄道右：手示奉悉。尊岳父母华诞，弟至希有可观之制，藉申庆贺，准下月十日前可以呈达兄处也。弟一切仍至不安，不知如何，到京后情绪之坏，无以复佳也。日前敝校同事徐悲鸿、陈之佛诸公邀约联合画展，弟尚在考虑。如可成，则自下月十二日起至十六日止。在决定前，当详函奉闻也。兄属求凤先生画，已托人便往丹阳（长住丹阳）洽办，俟得复，即奉闻。大示见告，兄与尊友欲为弟刊画册，何等感幸。拙作无甚是处，惭惶，惭惶。惟雅意不敢忘也。有端倪时，尚乞赐示，俾可尽其长也。匆匆，即叩俪安。弟抱石上。十一月廿六日。内人问安。再者：弟有小款约二百万元，欲备将来个人画展之资本。但弟不善存储，欲奉询吾兄，有便可代存之否？息金只求普通，但望略稳之所。如蒙可能，即请示知，弟即汇奉。弟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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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西我兄：二日奉卅日手教，敬悉一一。三日遵由交行汇奉二百伍十万元，想荷惠收，代费心存储，真感纫不尽。诚如兄言，安稳第一，有大一分，亦可。弟食指太繁（舍间在渝，月用40万，已很好，今非150不可矣，而月入只五十也），个人消耗又重，年来节约所存，多以不知行情及应注意之点，遗误已甚。兹承我兄代劳，何等铭谢也。此款或暂时数月内，不需动用，到期小金，即乞并转。至托。尊岳父母大人双庆在迩，弟昨日开始动笔，敬写山水一帧（此纸尚系上周由渝运到，盖四月上旬付运者），题意在“崇高无上”，故题曰“泰山巍巍”，乃自尊意言也。忆已多月不握管，是以倍感欣然，尚乞惠收后，不弃评教。幸甚幸甚。弟为应环境之约（容另详谈），与敝校同事多位定十二日至十六日在京联合展览，弟出品四十张，应担负开销约百万元，结果能售出几何，殊难预计，因弟向不（亦无有力者）乞求权贵为之推介，好歹容随时奉闻。明春拟来沪个展，拙作精者，已秘秘留待与沪人士见面也。特附闻。匆匆，敬叩道祉，并叩夫人万福。弟抱石顿首。内人问安，附画一帧。南京亦到处可十二三分，但弟疏懒之人，决不能与闻者，想兄亦以为然也。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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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西吾兄道右：手示敬奉悉，以联展方告结束，今日始稍闲，且上课二小时也。款事厚承费心，感何可量，谨此致谢。十八日尊岳大人双寿，弟未能躬祝，至以为歉，拟乞便中为转忱悃是幸。内人周内即将分娩（第五子矣），故月余以内，不但不能远行，且必须守房中小孩旁，何其苦也！又此次联合画展，为悲鸿、之佛与弟三人国画，另二人西画。图画各约四十余件（十二日—十六日），因一般购买力之差，致情形甚不佳，但弟托福尚可。综计徐、陈各定出七八幅，西画则各仅一幅，已不敷开销。弟谬邀各方雅鉴，定出约一半，残冬之费有着，想兄闻之必为欣然也。兹将目录一纸附上，藉博一览。天严寒，乞珍葆为祷。匆匆，即叩道安，并叩潭福百益。弟抱石顿首。十二月十九晚。
文人手札，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它的形式多种多样，如信札诗柬、公函电文、便条名片等；书体也是各擅胜场，涉及真、草、篆、隶，可谓诸体俱备；其内容更是丰富多彩，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无所不包；至于家庭训语、恋人情书乃至文人之间的牢骚讽语，也是手札中颇为引人瞩目的一道风景。省视欣赏这些书札，几乎都沿袭着中国传统手札的形式：笺纸典雅，毛笔书写，起首、结尾，修辞、遣句，表意、抒情，不越传统藩篱，字迹绚丽多姿、张弛有度，语言博雅圆融、逻辑谨严，字里行间透着学者的修养才情，片言只语洋溢着文人的精神风尚。进入民国以后，文人手札有了较大变化，仅从外观形制上来看：文字，从文言到半文半白再到基本白话，变化痕迹清晰可辨；书写，从毛笔到钢笔，基本各半；信封，从中式红条封的一统天下到普通西式封的普遍使用，潮流尽显；邮路，从驿站、邮局、民信局的三分天下到邮局的一统江湖，趋势已不可逆转。对研究历史、欣赏艺术来说，一本书籍就是一个故事，一串铜钱便是一段记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些历经沧桑存留下来的一页页名人信札，不但是前贤们用他们的生命和智慧刻下的岁月深痕，更是那个年代珍贵的文化物态形式。相比于复制件，亲眼目睹、亲眼触摸名人真迹而产生的震撼及引发的联想绝非仅仅过目复制件可以比拟。阅读印刷或电子文本固然能满足人们对于信札文字内容的基本需求，但对研究和审美来讲，它还欠缺很多。面对电脑接收电子邮件，讯息的制式化已将过去书迹墨痕所拥有的人性完全抹杀，互通讯息的双方，已无法借由手写心感的视觉与触觉获得发自内心的关怀，人际关系接触虽然更为便利，但人性的淡漠也由此更趋于严重。而这种一纸在手触摸感受到的物质性，充满着前人的气息和历史的细节：纸张的不同质地，彩笺的绚丽多姿，前人留下的点滴痕迹，书写人心情的流露宣泄，中国传统书法特有的点、顿、撇、捺等痕迹的微妙变化，邮路的辗转险阻……信札实物的赏鉴与电子文本的诵读，两者之间的审美距离实非道里可计。文人手札是同时具有物质文化属性和非物质文化属性的珍贵文化遗产，她在见证历史、记录细节、珍藏亲情、传承文明、教化社会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和价值，都是显而易见的；其内涵和外延之广阔，也是其他文物所无可替代的。如果有一天手札失去了她的物质文化属性，只是成为了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将是你、我、大家的失职，更是人类文明的悲哀。我们读傅抱石致张院西的这几十通信札，除了目睹名人真迹而产生的震撼以外，更重要的是还能从这些信札中引发出非常丰富的联想，并可以衍生出很多有意义的话题。比如对特定阶层人际交往圈的探讨，在当下，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普通民众，都是十分感兴趣的一个话题。而张院西这样一个在抗战时期流动在西南多个领域的人物，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及掌握着丰富的人脉和物质资源，他的上游活跃着一批非常有影响的艺术家，如张大千、徐悲鸿、傅抱石、丰子恺、陈之佛等；而他的下游，则潜伏着无数个艺术爱好者、投资客以及附庸风雅者，其中有学者、政客、士绅、企业家，甚至一些来华的外国人，他们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掌握着社会的各种资源，在当时能量很大，影响不小。居于其中的张院西，正是这上下游之间的优质“润滑剂”，很关键地起着疏通渠道，让上下游畅通无阻，互相流动的促进作用，还很好地避免了上下游这不同群体之间直接谈价格的尴尬场面。画家与画商经纪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及如何具体往来，这类问题以往受到的关注并不多，除了意识理念，很关键一点是第一手文献的缺乏。而这几十通傅抱石致张院西信札的首次完整公布，可以说除了书法审美价值以外，文献的重要性绝对更重要，我们完全能够想象，随着这批信札的公开披露，美术史领域会出现很多具有新观点、新视野、新发现的论文，这是可以期望的；至于这批信札潜在的巨大经济价值，尚在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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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中得一知己
——新见傅抱石致张院西信札略考
章之昊
此次出版的傅抱石致张院西信札，总计40通60纸，其中钢笔书写8通9纸，余下32通51纸为毛笔书写，通信时间为1945年12月13日至1947年10月12日。收信人张院西，目前可考的公开资料较少，但从本批信札中可知，其曾大量购藏傅抱石精品，并向友朋大力推荐傅氏佳作。另从叶宗镐编著的《傅抱石年谱（增订版）》（以下简称《年谱》）等资料中可知，傅抱石曾为其作画、题照，与通信内容有部分相符。同时，除却可以验证的相符内容，笔者在对这批信札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其中存在大量值得钩沉的内容，可为编年体资料进行补充，甚至进行修订。本文将以佚简（新见资料）与《年谱》（常见编年体资料）相互比较的方式，在对信札文本所述进行考释的同时，从验证、钩沉两个维度，刍论二者之间的关系。
考量过往的历史、文化，是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日常所面对的基础工作环节，而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无疑为该项环节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所谓“二重”，在传统概念中，是指“纸上一重、地下一重”，即现有旧资料所记载的，与考古新发现所呈现的，可以相互验证。而近三十年来，随着我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与繁荣，大量民间藏品逐渐浮出水面，为艺术史、风格史、艺术家编年史的构建，甚至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众多新资料，其中一些作品的重要意义，甚至堪比“地下一重”。那么，顺着“二重”的逻辑进行延展，在今日的研究视域之下，民间所藏的“隐秘一重”与常见资料的“公开一重”，是否也可成为一组相互验证的“二重证据”呢？窃以为，这个问题，我们可从傅抱石致张院西信札与《年谱》的比较中，得到初步的答案。通过整理这批信札，笔者发现，傅抱石与张院西的订交，是以傅氏一件《竹林七贤图》为契机的；同时，这40通信札的故事线，也是由该图创作、丢失、补画所展开的。但是，由于傅氏信札往往不落年款，只署新历的月、日，所以，锁定这件作品的创作年份，是考证二人交游，以及探讨之后通信内容的重要时间结点。早前，在这批资料只有部分公开时，有研究者根据公开部分指出，其通信始于1942年12月13日，理由是《十二月十三日札》中所云：
院西先生道右：辱损书，敬承一是。拙展厚承藻饰，感幸感幸。《竹林七贤图》既为敝友荷兰高罗佩先生藏购，荷蒙雅属，自当如命。拟乞惠酬五万元，藉答高意（原为六万元），并求教正。如荷同意，即请汇交“重庆和平路火药局街四十一号周泰京先生”代收。弟定十七日离此返金刚坡下乡舍，大约一周时间可以完成奉上也。又，画上需否题款，应请见示，俾便遵行。专此，祗候道绥。弟傅抱石顿首。十二月十三日。大函请寄：“三圣宫邮局转下金刚坡二号。”
该信是张院西向傅抱石发出邀约，请傅为其创作《竹林七贤图》。而后《一月五日札》《一月七日札》《一月十八日札》《一月二十四日札》《小除夕夜札》等，主要讨论了《竹林七贤图》意外遗失、丢在哪个环节、有可能丢在哪里、何时重画、怎样重寄、重寄后签收等问题；顺带讨论了傅抱石为张院西做中介，代买陈之佛画作的问题。并在之后的《三月十日札》中，傅抱石“约请先生（张院西）一晤”，并表示“弟（傅抱石）亟愿一识先生（张院西）也”，表明此前二人并未晤面，只是经人介绍，有通信往来而已。所以由此向前推导，以《十二月十三日札》，为二人订交之初。分析至此，仅以是札为订交而言，笔者是绝对赞同的。但是，该观点将年份判定在 1942年，并不能使笔者信服。该观点认为，《三月十日札》中，傅抱石有“去秋弟画展时”如何定润、故而今日润将几何的讨论，所以结合艺术家编年史与《年谱》，将“去秋弟画展”判定为1942年10月10 日开展的“傅抱石壬午画展”。诚然，根据《年谱》记载，在1942年10月至1943年3月间，傅抱石确实曾至少三次创作“七贤”这一题材，是艺术家在某一时期对某一题材反复创作的典型体现，将傅、张二人的交往，纳入这个时间段，看似也合乎情理。对此，笔者将结合《十二月十三日札》至《三月十日札》这组跨年十札中的细节，先论证首札《十二月十三日札》为何不可能写于1942年，进而再论证其为何一定写于1945 年。首先，在末札《三月十日札》中，傅抱石提到“本月二十五日”为“美术节”。据司开国《1940—1949年“美术节”考论》（《美术观察》，2018年第10期，109—113页）资料显示，“美术节”是国府统治时期，一个由民间逐渐升级为官方的节日，其在1940、1941年的时间为9月9日。但由9月9日恰巧也是体育节，所以从1942年6月后，改至3月3日，是全国美展与美术节同时举行；后因全国美展消耗资源过大，对于战时中国，不便每年举办，而美术节则相对投入较低，故而1943年10月7日，国府行政院将美术节改为每年3月25日举办，从1944年起，至1949年后终止。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证据，确定《三月十日札》的上限不可能早于1944年，前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札》札的上限则不可能早于1943年。所以《三月十日札》中的“去秋画展”，一定不是1942年的“壬午画展”。其次，在《一月十八日札》中，傅抱石曾恳请张氏为其南昌的孀姐代为汇款，代收人及地址为“张季仁先生江西南昌中正路189张天宝斋笔墨号”。如果信件往来于1945年之前，那么当时的南昌是日占区，这条街道的专名是颇为敏感，或谓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是一个基于常识的推断。这个线索将这组信札的书写时间定格在了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进而，我们再讨论《十二月十三日札》为1945年12月13 日书写的可能性。首先，在《小除夕夜札》中，“丢画”事件的故事线已经进展到傅抱石补画、补寄后，张院西成功签收的触点。傅抱石在信中说“得奉廿五、廿八两日赐书”，确认补画的《竹林七贤图》已经成功交付后，“拙衷稍慰”。虽然该札的落款未标明具体的新历日期，但从 “小除夕夜”和收到张院西“廿五、廿八”两札的时间点判断，当日应是1946年1月31日，适逢农历腊月廿九小除夕，而张院西的两信分别写于1月25日、28日，也符合时间线。至于张氏两信为何由同一信回复，是因为傅抱石在早前的《一月二十四日札》中，将自己的日程安排描述得很详细：
院西先生道右：前寄奉拙作《渊明图》后，两承手教，并汇条一纸，敬悉该件业荷察收，并荷赐汇南昌三万元，感纫之忱，无可言宣。日内为制《七贤》，未能即发，殊深歉仄。兹幸所作已满意完成，较弟过去似更可观，此殆为拙衷铭感所致也。因随函附上。又为酬先生雅爱，另奉山水立轴一幅，藉志鄙意，并乞察收惠复为盼。弟明日即赴中大上课，旧历除夕前可返舍，此行便当与之佛先生一谈高谊，容返后函陈其详。专此，即叩道安。弟傅抱石顿首。一月廿四日。附画贰件，惠收时乞即赐示。
可知傅氏定于1月25日由金刚坡前往重庆市内，除夕（2月1日）前返回，并明确说明《竹林七贤图》的创作完成、尚未寄出。后在1月25日、28日接到张氏回信。至此，时间线、故事线完全吻合，再向前倒推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札》当写于1945 年底。其次，《年谱》中记载，1945年12月，傅抱石为张院西作《竹林七贤图》，并钤“乙酉”印。该作于1996年6月28日，由北京翰海拍卖释出，图录号0056，现藏处不明 。以常规的研究方法，似乎在《年谱》凿凿的记载之下，本文之前的探讨皆是赘述。但窃以为，如果仅以《年谱》中的记载为据，是一种极易被击破的论证方法。比如， 1945年有作此图，并不影响1942年曾作此图；该作目前只有低倍率图片，并不能看到清晰的“乙酉”印；即使“乙酉”印清晰可见，如何确定该作真实性；等等，都是容易引起分歧的细节。以《年谱》为主要证据，或许会面对诸如此类的质疑，但以美术节的日期判定时间在1944年后；再以南昌街道的名称判定时间在1945年光复以后；再由傅抱石在重庆未返回南京限定时间在1946年10月之前；继而由1946年春节日期和信札日期对照，确定具体无疑的日期。这种以证据链组合判定的方式，要比使用某个独立证据作为支撑，更令人信服。关于《三月十日札》中的“去秋画展”问题，在《年谱》中亦有体现，为1945年11月9至11日，在重庆江苏同乡会举办的“傅抱石画展”。不过，时间上已是秋冬之交，与傅抱石描述不能完全吻合，故而亦不做本论的主要证据。至于傅抱石在光复后留渝与返回南京的时间问题，前文并未详述，因为其涉及新、旧资料的钩沉互补问题，本文第三部分将做详述。
抗战胜利后，傅抱石是具体何时从重庆返回南京的，至今少有定论，在《年谱》中，对于该事件的描述是：“1946年10月奉命复员，全家乘飞机回到南京，仍执教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而在这批信札中，对于傅抱石一家何时从金刚坡搬到重庆中转、再从重庆回到南京的经历和时间，有着准确的记录。傅抱石及其所任教的中央大学，在抗战胜利后的回迁工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分批开展，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在1946年4月13日的通信中，傅抱石曾对张院西表示：“敝校预定五六月迁京，弟以老弱人多拟缓期离川，大约暑假前不走。”一个月后，5月 14日，傅抱石在信中说：“弟九月前，不改变邮通讯处。”而至9月11日，傅抱石已经明确表示：“弟顷拟准备觅取交通机会，惟困难重重，因舍下人多，殊匪易之，然一有端倪，当随时奉陈也。”说明已在做积极的回迁准备。在10月6日的信中，傅抱石记录了一件很少被人提及的问题，即傅家由金刚坡搬到重庆进行中转，“兹拟率家入城”，并强调“因内有八月孕”，“拟本月底，无论如何动身”返回 南京。至10月23日信中，傅抱石明确地说明了其由重庆返回南京的具体时间，是“十九日率全眷由渝飞京，当日下午二时安全到达”。另外，由金刚坡入渝中转、复员南京，让傅抱石在短期内经历了两次全家迁徙，在10 月28日信中，傅抱石将自身的窘况表露无遗：“弟自本月十一日全舍离金刚坡迁渝市起，至近日止，共费四百万以上，频年笔墨所余，荡焉于此行。而此间生活，复月非百二三十万不能维持，但弟月入仅五十万，前途不堪多想也。”这里所提出的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巨大缺口，无疑是傅抱石于1947年10月27日，在上海南京东路中国百货公司慈淑大楼举办“傅抱石画展”，将历年所蓄的自珍之作进行售卖的动因之一。之后，在1947年9月17日的信中，傅抱石向抗战后回到上海的张院西表示：“弟兹定十月底或十一月上旬来沪展览（地点在洽定中，容另奉闻），因事实上非如此不足以维持生活。”再次强调了生活窘困与办展卖画之间的关系。并在10月3日、12日两次与张氏通信，讨论请柬制作与发放问题，表明张院西为傅抱石此次上海画展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帮助。笔者曾通过市场中的两件傅抱石作品，结合《年谱》与《傅抱石大典，对1947年上海“傅抱石画展”的细节进行过一些还原，并得出两个结论：首先，当年为“傅抱石画展”提供装池服务的店家，是南京渊海阁；其次，当年傅抱石并没有能力提前支付装池费用，而是在展览卖出画作后，再行偿付。这批信札中的一部分内容，则对当年画展的起因与过程做了进一步还原，使事件的面貌更为完整。除了前述的新、旧资料间的相互验证与钩沉之外，这批信札中的一些细节，也可为现有资料提供修订时的参考。比如，傅氏全家由金刚坡、重庆向南京迁徙时，傅抱石妻子罗时慧已身怀六甲。傅抱石在1946年10月6日、10月28日、12月19日的信中，都对此进行了特殊的说明。尤其是在12月19日的信中，傅抱石的说法是“内人周内即将分娩（第五子矣）”，强调产期将近。随后不久，在1947年1月12日的通信中，傅抱石将罗时慧顺利生产、母女平安的喜讯，与张院西进行了分享：“尔后于二十二日，内人入此间中央医院待产，至本月三日始生一女，拟明日出院返校。”根据时间与“第五子”等因素来判断，此时诞生的，应是傅益瑶。但是，在《年谱》中，傅益瑶的出生时间是1月4日，并非信中所言的“本月三日”。从资料的准确性上来说，傅抱石的亲述，应该是比经过层层采集、转录的信息更为精准的。当然，这其中也不能排除傅氏“往往醉后”而产生笔误的可能。
经过对这批信札的研究，我们可以大致掌握傅抱石1945年12月至1947年10月之间的活动轨迹，其活动主要围绕“作品销售”和“由渝返宁”两条主线展开。从时代大背景而言，傅抱石这四十通信的书写时段，恰处近代中国时局动荡与社会变革的时期，内忧外患、物资匮乏、民生多艰；从人物角色而言，彼时的傅抱石刚过不惑之 年，肩负丈夫、父亲、弟弟的家庭角色，朋友的社交角色，教师、艺术家的社会角色。在时代背景的变量和不确定性的交织下，傅抱石教师角色的劳动所得，已经不能保障其正常的家庭生活，而艺术家角色显然需要一个经纪人角色进行烘托，才能达到更好的 “舞台效果”，兑现更多的物质回报。张院西便恰到好处地扮演了这个角色，并逐渐在其上建起了一个朋友的角色。而在艰难的环境里，朋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资料的角度来看，这批信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更加饱满的傅抱石，除了我们熟知的那些艺术史、风格史上的艺术家傅抱石以外，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批信札，把目光投向家庭中的丈夫、父亲、弟弟傅抱石，社交中的朋友傅抱石。而在朋友这个角色中，傅抱石与张院西的关系非常融洽。虽然这些信札是单方向的，我们只能看到傅抱石对张院西的表达，但从语气上来看，二人相识之初的丢画事件，并没有对后续的关系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可以说，随着相互了解的逐步深入，最终形成了豪爽大度的傅抱石与安分守己的张院西双向奔赴的局面——代买他人作品、代卖自己作品、代为汇款、代为存款、自降润金、有买有赠——用今日流行的语言，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标准的聊钱不伤感情，聊感情也不伤钱。用傅抱石信中的语言，则是“不知不觉中得一知己”。综上，结合常见资料与这批信札中的内容，很难不令人感慨，渺小的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力。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即使环境窘迫如斯，个体求存的欲望，也一刻未曾停歇。我们似乎不便界定某个时代的好与坏，也不能定义某个角色的正与反，但设想，如果没有动荡、分歧、绝望和抵抗，锦衣玉食、悠然无忧的傅抱石，会在风格史上留下怎样的痕迹呢？历史也不便假设，我们能做的，只是通过这批新见的佚简，重新对其加以观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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