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融合创新之瑰宝 | 香港华艺国际2022秋拍

华艺国际拍卖
2022年11月20日04时

中国的艺术品在数千年的演变过程中，融合了四海各方的文化，并加以创新，成就了当今种类多样，工艺精湛的艺术品和工艺品。

此类创新在乾隆时期最为风靡。广州一六八五年广东设粤海关之后，作为中西方贸易中心的广州得以接触更多的钟表，造就了广州钟表制造业的基础。清乾隆时期的《广州府志》记载“自鸣钟本出西洋，以索转机，机激则鸣，昼夜十二时皆然。广人亦能为之，但未及西洋之精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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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244

清乾隆铜鎏金葫芦型西洋钟

高H：62.5CM

来源：

1.2012年伦敦佳士得7月5日，编号15

2.20世纪初收藏于意大利Verona，San Pietro in Cariano， Villa Saibante， Gea De Carteri伯爵的家族宅邸，

香港华艺国际2022秋季拍卖会

钟呈鎏金葫芦形，中空，边镶嵌蓝色料石一周，底承白云石嵌鎏金铜花托，葫芦中饰垂直铁柱，上嵌花叶形多色料石，于葫芦上部饰浅浮雕半透明蓝色班半透明蓝色班琅镶嵌金，多色花蓝纹，边嵌宝石红料石一周，葫芦下部置三针珐琅钟盘，边嵌红，白，黄和蓝色料石，镀金金属指针和蓝钢扫秒，葫芦上半部份中心饰一圆形铜鎏金寿字纹装饰，钟顶配鎏金蝙蝠和菠萝花造型的装饰。黄铜机芯，背设一报时铜铃，背板刻有花体字签名“Luouli”。此钟造型潇洒典雅，纹饰寓意吉祥。葫芦在中国有多子多福，吉祥如意的寓意，此钟为一件具有浓郁中国风格的作品，甚为珍罕。

乾隆皇帝可谓是历史上一重要的钟表收藏家。耶稣会士Valentin Chalier在1736年估计，在北京的宫廷中仅欧洲制造的钟表就有四千件，可见西洋自鸣钟已经深入皇宫的生活之中。这些时钟被描述为“精巧至极“，它们成为宫廷的收藏品，甚至是御用诗词所赞美的主题。康熙和乾隆都为 "自鸣钟 "写御题诗，这些诗句也揭示了对钟表的热情，并表明对清朝皇帝来说，钟表在帝国的物品世界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仅是装饰性玩物。

随着宫廷贵族的需求增加，钟表收藏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中国因此举国兴起一片时钟艺术热潮，以致广州十三行华洋交汇处，西洋钟表作坊林立，在乾隆时期，广州是最重要的生产中心。广州的钟匠制作了两种产品：一种是向朝廷进贡的，一种是面向更普通人及富商，而本品很可能属于前者。由于受到西方当时流行的洛可可风格影响，制造大量富含中国风格且华丽复杂的钟表，并以设计华贵奇巧最为受到追捧，因此生产了大量画工精细的珐珐钟面、色彩缤纷的玻璃宝石，以及各种异想天开的机关装饰的自鸣钟，由广州官员进贡给皇帝。

广州十三行

日本根津美术馆曾藏一例与本品极为相似的乾隆宫廷葫芦形西洋钟，并于2008年5月27日香港佳士得以HKD 10,631,500 高价售出。此钟与本品几乎一致，而唯一与之区别在于根津美术馆旧藏上半葫芦中央圆心饰品是以铜胎画珐珐花卉装饰，而本品饰以圆形铜鎏金寿字纹板。比较两者的钟表机芯构造及背后的签名，可判断两者皆出自同一工匠或作坊。

日本根津美术馆旧藏

在器物的纹饰上，乾隆时期受到西方巴洛克及其后的洛可可风格的影响，在造型及颜色方面尽显华丽。洛可可喜欢用弧线和 S形的装饰风格，尤其是用卷草花朵纹为装饰题材，在建筑上爱用嫩绿、粉红、玫瑰红等鲜艳的浅色调卷草舒花，线脚大多用金色，此类风格便体现在以下拍品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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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233

清乾隆粉彩粉地蕃莲纹海棠型花盆

高：7.5cm 宽：19.5cm

来源：2016年9月13-14日纽约佳士得，编号263

HKD 300,000 -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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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盆器型优雅，呈四花瓣海棠型，盆身由四个如意型足支撑，唇口外撇，盆外壁以粉色为地，上绘四组西番莲，口沿蓝彩绘回纹一周; 盆内满施松石绿釉。

番莲纹很多学者认为，这种纹饰源于西方，如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说:“中国后世最通用之卷草、西番草、西番莲等等，均源于希腊Acanthus叶者也。”“Acanthus叶”即茛苕叶形的装饰，古人将莨苕叶纹样和中式缠枝纹结合起来，便形成了极富张力的西番莲纹。而此种纹饰早在明代就已经开始影响中国的器物纹饰，此明晚期铜胎掐丝珐瑯番莲纹壶便可为一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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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243

明晚期铜胎掐丝珐瑯番莲纹壶

高H：60cm，阔W：50cm

来源：Roger Keverne Ltd.

展览著录：Roger Keverne Ltd.，《冬季展览》，伦敦，2013年，编号57

HKD 600,000 –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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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胎掐丝珐瑯有着黄金和宝石般的华贵与瑰丽，因此被历代帝王当作独一无二的皇权与财富的象征。因其制作工艺复杂，釉料配制和烧造技术难度大，生产成本高，故很长时期内主要作为御前用器，由宫廷内皇家御用作坊制作，除少量珐瑯器作为贵重礼物由皇帝赏赐给王公大臣和馈赠礼品给外国友人外，民间难得一见。掐丝珐瑯，又名“景泰蓝”，其做法是以细而薄的铜丝掐成各种图案，粘于铜胎之上，再根据图案设计要求填充各色珐珐釉料，入窑烘烧，重复多次，待器表覆盖珐炝釉至适当厚度，再经打磨、镀金而成。由于其在明代景泰年间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又一般多外饰蓝色釉料，故习称景泰蓝。掐丝珐瑯自元朝便从西亚阿拉伯地区传入中国，这种工艺带着伊斯兰教艺术繁复绵密、蟠曲虬结、极重线条和设色的装饰性特点，但一经传入中国，便与我国已有的金属制造工艺、镶嵌工艺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形成兼具实用性和观赏性的传统工艺美术品。本品体量硕大，造型规整，器身修长，敞口外侈，器身则满铺缠枝莲纹，以天蓝色珐珐为地，上饰黄、蓝、绿、白、红各色缠枝莲，质朴美观，清新自然，纹饰层次分明，主题突出，繁简有致，美观而又寓意美好，布局错落有致，富有层次感，令人赏心悦目。整器制作精良考究，色料纯正，可堪玩赏。

在清代，经过了西方的大航海时代，西洋人来到了中国，更直接参与到融合东西文化的艺术品及工艺品的创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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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228

清康熙青花西厢记人物赏盘一对

直径D：20.3cm

HKD 10,000 – 30,000

参考：

1.英国Peabody and Essex Museum馆藏

2.大英博物馆，馆藏编号 Franks.368.+ （直径：26.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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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拍品是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法院成员Gerard de Bevere ，（1685-95期间）订制，巴达维亚便是今天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1619年被荷属东印度公司所占据，成为荷兰人在远东贸易的重要港口及据点。查阅东西方的记载，此盘可能为清代首次有欧洲贵族把家族名称写于订制陶瓷上的例子，此后便开启了定制纹章的外销瓷时代。类似西厢记题材并写有BEVERE底款青花盘可参考英国Peabody and Essex Museum馆藏，大英博物馆收藏中亦有一对近似的例子（馆藏编号 Franks.368.+）。

Peabody and Essex Museum館藏

西方文明的艺术对中华的影响更早可以追溯至汉唐时期，唐代丝绸之路开启可东西方的商贸往来，这使得大量来自西亚欧洲的货品运至中原交易，此类异域风格的艺术品更成为工匠们的灵感来源，由此产生了大量结合了西方艺术和中华文化的创新艺术品，而此次拍卖这件唐巩县窑白釉双龙瓶的造型便受到西方胡瓶的影响，可谓中西融合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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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217

唐

巩县窑白釉双龙瓶

高H：49cm

HKD 350,000 – 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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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器盘口圆唇，现细长竹节颈，流肩及腹部丰满至胫处渐收，平底. 肩上铺上四个模印贴花。从肩上置双龙形长执柄连接盘口，龙首俯视并深咬瓶口，龙纹刻画生动，双长柄各置两个铆钉纹饰。胎色灰白，器身施透明釉至下腹部，釉面开片明显。此件双龙耳瓶造型优美欣秀，线条流畅精炼，器形典雅端庄，光素无饰，更添古朴; 刚健挺拔中见秀美，浑厚沈稳中见灵动。

黑陶彩绘雙耳瓶，希腊530 BC，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此器型受到希腊七至八世纪流行的安弗拉式双耳瓶的影响; 另一说或是灵感源自晋代的龙柄鸡首壶。双龙耳瓶的器型是在鸡头壶的基础上吸收了外来胡瓶特点产生的，盛行于初唐时期。此类双龙瓶主要集中出现在高宗及武周时期，并流行于两京地区; 盛唐以后基本消失。双龙瓶的出现，是西域器物故制与中国本土文化及审美交融的产物。

在华夏文明中，龙被当作祥瑞或神灵来崇拜，是主宰雨水之神或广义上的保护神等; 而对统治者而言，龙是皇权的象征，帝王被宣扬为龙的化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与本品类似的白釉双龙瓶可参考卡尔·坎普一收藏，出版于Chinese Ceramic Treasures. A Selection from the Ulricehamn East Asia Museum，Ulricehamn， 2002 ，图版 40. （图2）另一瓶口同为盘口和龙首塑形近似，但是为三龙执柄的一例可参考1955年2月东方陶瓷学会“唐代艺术”展览中，图版59，Herbert Ingram 爵士收藏（图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