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民国“商战”，看谁在上海滩笑到最后

中国收藏杂志
2022年9月17日11时

薄薄的老广告单和纸质股票，不仅见证着一段金融发展史，更深藏着行业竞争中的恩怨往事，可谓信息量满满。

俗话说：商场如战场。尤其是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滩，各行各业的竞争呈现出“白热化”。那么，能“笑到最后”的老字号到底曾经历过怎样的“商战”呢？

文、图丨吴攸陈伟

老字号“宝大祥”在上海耳熟能详，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在昔日的上海滩绸布行还有另外“两祥”——“协大祥”与“信大祥”。“三大祥”师出同门，总店均设在上海小东门，并分别设有多家支店。而早在创立之初，他们之间可谓恩怨不断。

物色经理 “协大祥”开张

“三大祥”之中，“协大祥”开张最早，另两家均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世纪初期，随着洋布逐步占领中国市场，棉布零售业务看好。正在“协祥”洋货行跑生意的两位职员丁巫山、柴宝怀准备合伙开设一家绸布行。

考虑到他们自己在洋货行还有生意，不便全职出来开店，于是两人决定物色一个可靠、听话的经理来帮他们打理。为人忠厚、既听话又不乏才干的“协祥”洋货行同事孙琢璋成为他们共同青睐的人选。

孙琢璋系上海浦东川沙人，土布店学徒出身，经验丰富。答应出任新店经理后，看似忠厚的孙琢璋开出两个条件：首先，经理要有全权，股东不得无端干涉；其次，经营上要打破常规，必要时有“特别做法”。上述两个条件虽让丁、柴二人内心有些不舒服，但他们觉得孙琢璋的建议和想法确实有利于新商号的发展，既然这样做能赚钱，那就不如答应其要求。

三人共同携手，方能大吉大祥，新商号便起名为“协大祥”。

“协大祥”绸布店大世界支店、八仙桥支店广告

广告纸上的信息很丰富，特别强调“协大祥”商标系国民政府注册，“加三放尺”字眼非常醒目。正中间为“协大祥”总店与分店建筑及地址与联系电话等，下面为老“协大祥”关于经营品种等启事，四角有“发行礼券”字眼。

打破常规资本翻23倍

1912年8月，“协大祥”绸布店正式开张，实缴资本只有7200两。新店一开业，孙琢璋就打破了彼时上海洋布零售店的传统习惯，挂出“真不二价”的金字招牌，每样商品均实行明码标价，以示信用。同时店面将所有商品陈列在柜台外，顾客可深入店堂自由挑选，店员则为顾客参谋，既提高了效率，又利于成交。

孙琢漳的第三招是“足尺加一”，即售货使用足尺，尺放一寸。这种薄利多销、诚实待客的方法大受顾客的欢迎。另外，他还在经营品种上下功夫，经营棉布的同时兼营各种丝绸和呢绒。因为备货齐全，“要买布，去‘协大祥’。‘协大祥’买不到，别家更不必看”的口碑不胫而走。至于布匹质量，“协大祥”则保退保换。对于售出的布匹，如有病疵或变质等问题，即便做成成衣也保退保换，并赔偿顾客的成衣费和来回车费。

“真不二价”曾是上海滩各个行当常见的金字招牌。

为方便顾客，“协大祥”的营业时间很长，夏季16小时，冬季也有14小时。“协大祥”的内部管理非常严格，其“店员规则”多达166条，如店员违反规则，轻则扣发工资，重则开除出店。“协大祥”实行“洋号工资制”，绝大多数店员在一线销货，销货金额累积成积分，月底作为工资奖金的发放依据。

正是由于上述孙琢漳在经营管理上的“特别做法”，“协大祥”业绩不断提高，连年获利。至1922年底，其盈余已高达16.6万两，为其初始资本的23倍。

股东矛盾催生“宝大祥”

然而，“协大祥”的业绩与财富增长却引发了股东间的矛盾与恩怨。

一手把“协大祥”做大但却只持有1%股权的孙琢璋，此时已不满足于只做个小股东了。1923年初，孙琢璋利用股东间的矛盾，获得了职工的信任和支持，将丁巫山、柴宝怀两位创始人挤出“协大祥”。

改组后的孙琢璋继续任经理，在“协大祥”的店招下面加了“同记”两字，以示与以前有别。孙琢璋原以为丁、柴二家已赚足洋钿，不会有什么动作，但他失算了。1924年7月，丁、柴二家开办的“宝大祥”就在“协大祥”的隔壁大张旗鼓地开张，并挂出前“协大祥”的账册，以彰显其前“协大祥”老股东身份。

1948年“协大祥同记”壹股股票

“协大祥”创办数十年间曾多次增资。自1923年股东分家至1948年，“协大祥同记”的名称一直沿用。由于每次增资时，旧股票都被销毁，所以留存下来的“协大祥”股票很少，尤其是早期发行的股票非常罕见。这张股票上可见一对狮子拱着带有“协大祥同记”字眼的圆球，极富喜气。

“宝大祥”小东门、八仙桥分店广告。其声称首创“加三放尺”，叫板“协大祥”意味甚浓。

1926年，“宝大祥”先是在“协大祥”对面开设了“宝大祥”分号，次年“宝大祥”南号又把店基扩大为五开间门面，以周年大减价及春夏秋冬四季大减价为号召，在门上扎满彩绸，做大幅旗帜，写上“大减价”字样（图4），悬挂在马路当中吸引顾客。“两祥”竞争开始白热化。

“三大祥”形成鼎立格局

丁大富是孙琢璋的学生、“协大祥”的高级职员，而且又是丁巫山、柴宝怀的亲戚。1928年，开在“协大祥”对街的一家棉布店歇业招盘，丁大富集股盘进，开设“信大祥”。“协大祥”入股比例达六分之一，成为“信大祥”的大股东。孙琢璋的入股堪称“一箭双雕”：既可控制“信大祥”，避免出现新对手，又可在与“宝大祥”的竞争中多一份力量。

“信大祥”广告

“协大祥”入股“信大祥”比例达六分之一，成为“信大祥”的大股东。

在“协大祥”的控制下，“信大祥”一开始就不惜亏损，采用低价倾销办法企图拖垮“宝大祥”。但时间长了，丁大富甚为不满，他开始寻求自立门户，摆脱“协大祥”的控制。1937年开始，“信大祥”对“协大祥”的反控制的力度加大。它背着“协大祥”，盘进大沪银行在南京路原址五开间的店面开始营业，渐渐在南京路上崛起。后来又在南京路开出第三家店。“协大祥”“宝大祥”见状不久也相继挺进、立足南京路。

上世纪40年代，“信大祥”已和“协大祥”“宝大祥”并驾齐驱。同出一门的“三大祥”相互倾轧也导致三败俱伤。1941年，“三大祥”成立了联谊社，竞争之势暂告平息。

本文节选自

2022年第9期《中国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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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收藏》2022年9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