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雄古朴洒落飘逸——古代大观中的何绍基墨迹丨中国嘉德2022春拍

中国嘉德拍卖
2022年5月30日12时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别号东洲居士，晚号蝯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晚清著名诗人、学者、书法家。其书初学颜真卿，后溯源篆、分，四体兼备，融冶一炉，自成一家。本季春拍《大观——中国书画珍品之夜》专场古代部分推出三件道州佳制，与大家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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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绍基

“读书堂”匾额

镜心水墨纸本

29.5×74.5 cm.约2.0平尺

题识：星楼仁兄年大人属题，弟何绍基。

钤印：何绍基印、子贞

鉴藏印：茶陵谭光鉴藏书画记

出版：《草书探微》，第226-227页，新华出版社，2016年。

匾额书法渊源久远，至今流传着许多关于古代书家书写匾额的故事。早期的木制匾额多已不存，现在还能看到的一些较早的匾额书法多为石刻载体。明清以来留存的匾额书法数量较大，包括各种纪念性的建筑匾额以及民间商铺匾额、文人书斋匾额等等。其中清代许多著名的书斋匾额既有清雅脱俗的文人气息，又能体现出擘窠大字的独特魅力，深受藏家喜爱。本季春拍中何绍基“读书堂”匾额引人注目。何绍基之所以写下“读书堂”三字，或许还要追溯到大文豪苏轼。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苏轼离密州，次年春路过历城张掞（996-1074）故里，张掞累官至户部侍郎，其时已过世三载。苏轼感旧而题“读书堂”三大字，字径一尺，笔近颜柳。明万历初，石刻出土于历城县城东王舍人庄，民国后再次遗失，今有拓本传世，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何绍基是苏轼的忠实拥虿，有着浓重的“东坡情节”，平生多次组织或参与寿苏会，纪念苏轼诞辰。外地任职或公差期间屡屡借便访问黄州、眉山等地，拜谒东坡遗迹。学习苏轼诗歌风格，抄录其诗文更是不胜枚举。咸丰三年（1853）四月底出巡按试眉州，试毕谒三苏祠，题写了“三苏祠”匾额。同年何绍基因条陈时务得罪权贵，受谗言所害而降官调职，遂辞官讲学。1856年由四川出发经陕西等地抵山东济南，主讲泺源书院。讲学之余，何绍基饱览济南风物，留下不少诗篇，直至1860年受邀赴长沙城南书院讲学时离开泉城。或许就在此间，何绍基见到了苏轼“读书堂”大字，于是有了如今这幅墨迹。受书人“星楼仁兄”因年代久远失考，但从作品形制来看，应是当时应这位友人嘱托所作的书房匾额。何绍基在写这三字时是否观摩过苏轼原作已不可确切得知，抑或仅仅是应友人之请命题创作。这件作品中何绍基并未中规中矩临摹苏轼原作，而是掺以行书笔意，行笔提按翻转分明，强调笔画的粗细变化，结体取势方面在堂皇端正中又有欹侧跌宕之势，与原作相比多了几分书写的趣味。此件旧藏者谭光（1902-1977），字仲辉，晚号众非，湖南茶陵人。九岁丧父，由伯父谭延闿、叔父谭泽闿抚养成人。先后在上海同济中学、复旦大学求学。1957年定居苏州，任市文管会委员。谭泽闿为民国时期收藏何绍基书法最富且精者，谭光自幼受其影响，亦精鉴藏，所收何绍基书法多为精品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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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绍基

行书节录黄庭坚《题〈校书图〉后》六屏

立轴水墨纸本

170.5×44 cm.×6 约6.8平尺 (每幅)

题识：何绍基。

钤印：何绍基印、子贞

释文：唐右丞相粉本《北齐校书图》，士大夫十二员，执事者十三人，坐榻胡床四，书卷笔砚廿二，投壶一，琴二，懒几三，搘颐一，酒榼果櫑十五。一人坐胡床，脱帽方落笔，左右侍者六人，似书省官长。四人共榻，陈饮具，其一下笔疾书，一把笔若有所营，一欲为逃酒为一同舍挽留之，且使侍者脱靴。两榻对设，坐七人，一开卷，一投笔顾视，若有所访问，一以手拄颊顾侍者行酒，一抱膝坐酒旁，一右手执卷左手据搘颐，一仰负孏几左右手开书。笔法简者不烦，烦者不乱，天下奇笔也。奉议郎知富顺监京兆宋元寿所藏。

何绍基一生崇敬苏轼，对黄庭坚也是爱慕不已，苏、黄的文艺思想体系对何绍基影响至深。他常常将二人的诗歌、题跋、评论文字作为自己书法创作的素材，像这一类的作品如今存世尚多。此幅行书六条屏便是节录黄庭坚关于阎立本《北齐校书图》的一段跋语（见《山谷集》卷二十七，行文略有出入）。此六屏虽未署年款，但书法行笔已见晚年萧散风致。用笔率性放逸，提按起伏中牵丝映带，时作振颤之笔，颇显艰涩老辣，是其情兴寄托之作。马宗霍曾评何绍基：“晚岁行书每参篆意，纯以神行，人见其纵横攲斜，出乎绳墨之外，实则腕平锋正，蹈乎规矩之中。”

何绍基的行书根基在于颜真卿，线条浑厚圆劲，笔势外拓，骨气洞达，中年以后将汉隶及篆籀之气参入行书，更借以北碑的分布姿态，丰富了行书的笔画形状与其结构体势，在当时已是书坛风气所趋，亦是何绍基行书成熟的标志。此六条屏在行笔上，中侧并用，藏露结合，时作震颤。由于何绍基自创的回腕法执笔，使得他的笔画形状与别家也稍有不同，比如横向笔画多从右下方逆锋起笔，顺时针兜转半圈，其他一些部件的连带缠绕也有其个性特征。结体方面，除了保留宽博外拓的特点之外，何绍基进一步发挥了颜体行书中虚实、错落等变化特点，计白当黑，增加了字形内部的空白运用，整体形势的开合更加明朗，不主故常，以欹取势，左右横势与错落变化都较前人突出，强烈的形势感是何绍基书法的特征。章法经营也是浑然天成，乍看之下，如天花乱坠，极尽参差错落之妙。一行之内上下行气连贯，行与行之间左右两字又相互错落，如乱石铺街，互相穿插映带。字形的开合、斜正以及长笔画的伸缩变化都很好地照顾了整体章法，疏密参差，大小相间。通篇在艺术效果上取得了沉厚与萧散、疏朗与朴茂的对立统一。故《清稗类钞》评曰：“故其书沉雄而峭拔，行书尤于恣肆中见逸气，往往一行之中，忽而似壮士斗力，筋骨涌现；忽而如衔环勒马，意态超然。非精究四体，熟谙八法，无以领其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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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绍基

楷书十一言长联

立轴水墨纸本

同治四年（1865）作

318×49 cm.约14.0平尺 (每幅)

题识：新会陈君桂士率姪朝恩为其五世祖次溪公新建专祠，属为题榜，敬占联语奉贺。同治四年初夏，道州何绍基拜手。

钤印：何绍基印、子贞

释文：舄桷腾辉岭海风云佳气集，

珍畴普淖春秋霜雨孝思长。

何绍基平生作书，对联颇多，被誉为“书联圣手”。此件《行书十一言联》是应广东新会县陈桂士（？-1895）、陈朝恩之请，为他们五世祖陈仲成（次溪）新建祠堂所题写的贺联。陈桂士，字瑞南，广东新会人。晚清省港地区著名洋行“瑞记洋行”买办，香港东华医院、广州爱育善堂的创始人。同治三年（1864），陈桂士捐输军饷，李鸿章在攻克苏州之后为他请功，“奉旨即选同知，加知府衔”，在取得即选同知虚衔后，次年陈桂士回到祖籍地潮连乡兴建祠堂，光耀门楣，并请岭南大儒陈澧（1810-1882）亲自撰写《新会潮连乡陈氏祠堂碑铭》。其中陈桂士所述“吾族聚居潮连乡巷头坊，自龙壑公始，凡五世，皆有祠堂。我祖次溪公，距龙壑公亦五世，二百余年，祠堂缺焉。今桂士、朝恩以其微劳，并受恩命，荣及三世，系先人之余庆，其敢忘所自？乃告族人，愿出资以建祠堂。”此段记载与本幅所题内容相契合。文中提到愿出资倡建的祠堂应就是蜚声中外的广州陈家祠（又称“陈氏书院”）。另据陈桂士侄子陈昭常（1868-1914，曾任吉林巡抚）一支“潮连巷头坊次溪族后裔”中记“五世仲成号次溪祖”。

清代中晚期碑学兴盛，与以往的帖学相比，作书更加强调雄强、沉厚、古朴的美学品味，因此碑学书法尤其适宜书写大字，展现出书家的个性精神面貌。而对联由于自身的形制特点，只能书写字数有限的大字，可以说恰好为碑学书家提供了一个宽阔的舞台。时至今日，清代对联书法的存世量极大，其中即包含着碑学书法的推波助澜。在碑学书法的视域之内，篆隶、魏碑等多种书体形态也为对联创作的艺术多样化提供了充裕的内在条件。何绍基生平所作对联极多，涵盖篆、隶、楷、行四体，就中佳作频频。此楷书联高逾三米，书于同治四年（1865），何绍基时年六十七岁，是其传世作品中罕见的巨制。何绍基的楷书根植于颜字，以宽博中正为宗。此联大字取尽古劲遒厚之致，点画凝厚而见飞动，深得颜体神韵，又能融合《道因法师碑》、《张黑女墓志铭》的意态，字形偏长，吸收了欧字的结体险峻茂密的特点，有内敛峻峭的笔意。加之此联是悬挂于祠堂建筑的楹联，所以更显正大庄重。何绍基主张以回腕法悬臂悬腕作书，他说：“笔笔丛空中来，从空中住，虽屋漏痕，犹不足以喻之。”此外，他还强调中锋用笔：“如写字用中锋然，一笔到底，四面都有，安得不厚？安得不韵？安得不雄浑？安得不淡远？这事切要握笔时提得起丹田工，高著眼光，盘曲纵送，自运神明，方得此气。当真圆，大难，大难！”从此楷书联中可以看出何绍基作字主张的一些实践特点。起笔裹锋重按，中锋行笔，涩进缓行，时作颤笔，收笔力到末端。整个书写过程，气力内含，不露锋芒。同时由于他回腕法的用笔所致，向左下方不便用力，撇画常常呈细长弧形，如“腾”、“岭”、“秋”三字，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他楷书的一种特色。整幅对联，单字饱满沉雄，通篇疏朗分明，足见他对于巨幅章法的把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