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利拍卖丨一份来自古人的“防疫”指南

北京保利拍卖
2022年4月11日06时

“防疫”是历史长河中一场不断在反复的战役。自商周时代起，便有关于疫情的记载，被载为“疾年”。而后的历史中，载有各种疫情至少有500次，其爆发的频繁程度与破坏力，远超水旱灾害甚至战争。在科技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我国古代，对瘟疫的应对，特别是对疫情的控制，都是一个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考验。面对这样的考验，古人们也顽强摸索出了一些常规方法，力争将每次疫情带来的伤害都降到最低点。

南宋李唐《炙艾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面对疫情，首先要做的是阻断传播以及明确传染源。秦汉时期已有一套疫情检查和患者隔离措施。如《云梦书简》中说到疫情申报制度，乡里有了疑似病例，典甲（乡长）有责任调查、报告，然后上面派医生来检查，如果属实，即进行隔离治疗。宋代时，有“避疫”制度，即将疫区里的民众，迁移到特定地方安置，并由医官院提供药品与粮食。宋神宗熙宁八年（1076），杭州饥疫并作，染病百姓不计其数。苏轼在杭州建立了很多病坊，“以处疾病之人”，实际就是简陋的隔离医院。他招募僧人到各坊进行管理治疗，每天早晚，僧人们按时准备病人的药物和饮食，“无令失时”。明末清初时持续不断的天花瘟疫，清朝便设立了“查痘官”，负责检查、上报并将出痘之人隔离。

然后是隔离治疗。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用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唐朝时，佛教寺院设立的“病坊”用于隔离麻风病人，内有僧人为患者治病。南宋政府在各地建立“安济坊”，病人依病情轻重异室居住，“以防渐染”，医生要制作病情记录，作为年终考评的依据。

南宋《风雨归舟》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切断传染源上，也是有相对科学的应对方式。如宋神宗年间的虔州瘟疫每年反复，在于雨季时上游水源被污染，致屡生水患，滋生疾疫。《赣州府志·卷五·创设》记载，“宋熙宁中，知州刘彝谋置水窗”。直到新任知州刘彝采取果断措施，以“雨污分离”的思路重建当地的城市水渠，建成了著名的“福寿沟”，确保污水绕开城市生活区，肆虐当地多年的瘟疫，才终于消停下来。

宋马远《松岩观瀑图》

北京保利2013秋季拍卖会

关于医药方面，多种专业医书都载有药方。苏轼在《与王敏仲书》中提到治疗瘴疫方为，“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元人笔记《辍耕录》中也有记载，元朝初年时，元军发生疾疫，以大黄疗治，所活近万人，效果亦极显著。

文同苏轼《墨竹卷》

北京保利2020秋季拍卖会

至大元年，大疫，祸及赵孟頫及家人，赵孟頫作《六帖册·致崔晋·乍凉帖》提到三种成药：“来复丹”“消风散”“苏合香丸”都是大疫时期所常用的药方。

赵孟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北京保利2017秋季拍卖会

注重卫生防护也是抗击瘟疫的有效方法，如晋人葛洪（字稚川）在《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载：“一家合药，则一里无病，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饮食。”明朝景泰五年的四川瘟疫，当地巡抚就下令分片划定十几个灾民安置区域，每天清理卫生，终于“活数万人”。这就很直接地告诉人们要重视生活环境和饮食卫生。从古流传下来的腊月大除尘，端午饮雄黄酒，挂艾叶等习俗主要就是为了杀菌抑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