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嘉话 | “公务员”吴昌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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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3月28日04时
翻阅《申报》，会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申报》上的吴昌硕，实有两个。一个是作为官吏（公务员）的“吴俊”、“吴俊卿”、“吴仓硕”，一个是作为书画篆刻家的“吴昌硕”、“缶庐”、“老缶”、“苦铁”、“缶翁”。
两种名姓，两重身份，就这样自然和谐又泾渭分明地出现在报刊的不同时段。
纵览吴昌硕的一生，会自然地发现他两条主要的人生线索。一条是贯穿始终的从艺之路，另一条则是横跨其大半生的仕宦生涯。
这两条线索彼此交织、不时纠结，呈现出矛盾性。可以说，这种矛盾状态才是吴昌硕作为封建末世文人士大夫书画家的真实人生。
与厚积薄发、晚年大放异彩的“吴昌硕”不同，“吴俊卿”的仕途经历，不仅毫无风光，甚至颇为寒酸。多次科考及入幕、51岁不顾全家反对随军报国、散尽积蓄捐官、数次赴京淮等地“谋差”……为了入仕做官、光宗耀祖，“吴俊卿”拼尽全力，却是挣扎半世，徒留悲凉。然，若无“吴俊卿”，也无今天的“吴昌硕”。
吴昌硕（1844～1927），原名俊，后改俊卿，字昌硕，又字仓石，号缶庐、缶道人、苦铁，又署破荷、大聋等，浙江安吉人。诗、书、画、印皆精，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后海派”领袖，近现代艺术史上的“一代宗师”。
“同治童生，咸丰秀才”
吴昌硕出生于书香世家，他的祖父、伯父和父亲都是举人，以诗文传世，耕种齐家。
吴曾有“我祖我父皆通儒”、“回思祖德诵清芬”等诗句。对生于晚清、出身书香门第的吴昌硕而言，入仕为官、封妻荫子、光耀门楣是几乎融进他血液里的东西。
吴昌硕曾两度考取秀才，咸丰十年（1860年），17岁的他就成为了附贡生，但由于恰遇“洪杨之乱”，名籍不存。直至同治四年（1865年），得潘芝畦之力参加乡试，方考中安吉县补考庚申科秀才。
▲吴昌硕 “同治童生，咸丰秀才”自用印
收录于《吴昌硕篆刻集萃》
后来，吴昌硕又陆续参加过几次科举考试，均未果。
虽功名浅薄，但考取秀才，仍是吴昌硕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他开始了官场上的奔波。
辗转游幕
二十几岁时，吴昌硕便辗转苏州、杭州、湖州、扬州等地，长期以授馆和游幕为生，生活拮据，平素靠笔耕墨耘补贴生活，勉强度日。而这也是当时大多数落魄文人的无奈之举。
1874年，31岁的吴昌硕入两淮盐运史杜文澜幕府。一年后，他来到湖州，在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的陆心源家任司账，并协助整理文物。借由此机，吴结识了丁葆元、施补华等“湖州六才子”，尤其是杨岘的书法对其影响很大。
▲ 陆心源（1838～1894）及其府邸潜园
1879年，吴昌硕编成自治印集《篆云轩印存》，成为往后结识名流、拜谒官员的“名片”。他曾携印册至杭州拜访俞樾，由此结识其门生、工部尚书潘祖荫。多年后，他又携印谱、诗集拜谒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并多次托人呈送张之洞幕府总文案郑孝胥，惜未得见待。
1880至1900年，吴昌硕辗转至苏，寄寓苏州知府吴云的听枫园课读童子。吴云收藏鼎彝、碑帖、名画、古印、宋元书籍甚富，对吴昌硕的艺术形成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 吴云（1811～1883）及其听枫园
“酸寒尉”生涯
1882年，39岁的吴昌硕携眷入苏，然鬻艺惨淡，一家四口生计艰难。幸得吴云等人举荐，谋得苏州衙门“佐贰”之职。佐贰相当于唐代的县尉，主要帮助主官处理事务，官职卑微，但吴昌硕也算正式踏入了仕途。
一天，老友任伯年来访，看到当差回来的吴昌硕，身上还穿着官服，上扣无顶戴红缨帽，拱着双袖，还没来得及擦汗。任伯年感到其状可哂，便作了一幅《酸寒尉像》。那年吴昌硕45岁，任伯年50岁。
▲任伯年《酸寒尉像》 1888年作
浙江省博物馆藏
脸部草草数笔勾出五官，简练的皴法表现出面部的立体感，衣服用色墨结合的没骨画法，生动地刻画出一个谨小慎微、诚惶诚恐、窘态可掬的小吏形象。
吴昌硕在画上款署“酸寒尉像”，并写下酸楚苦涩的自嘲诗：
达官处堂皇，小吏走炎暑。束带趋辕门，三伏汗如雨。传唤乃敢入，心气先慑沮。问言见何事，欲答防局于。自知酸寒态，恐触大府怒。怵惕强支吾，垂手身伛偻。朝食嗟未饱，卓卓日当午。中年类衰老，腰脚苦酸楚……回思芜园里，青草塞废圃。咫尺不得归，梦倚故园树。
诗中形象地描写了这段酸寒尉时期的苦楚和压抑，也流露出梦想与现实的矛盾。即便意欲归隐，但“芜园”已成精神圣殿，咫尺天涯，再无归期。
▲ 吴昌硕“酸寒尉印” 1889年作
现实的矛盾，逼迫着吴昌硕咬牙前行，不能回头，他在这个酸寒的官职上一干就是十余年。
繁忙的公务之余，吴昌硕以士人书画家的身份广泛交游，并以书画为媒结识了一些大宦名儒。他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一个成就功名的机会。哪怕等不到，也要自己去创造。
北上“谋差”
1894年2月，51岁吴昌硕远赴京华，试图能谋个进身之道。
他以诗文印谱访赠翁同穌，翁时为同治、光绪两帝师，任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 翁同龢（1830~1904）
关于吴氏此次北上拜谒，《翁同龢日记》中多有记录。第一次出现于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二月初十：“江苏试用县吴俊卿送诗并印谱，似不俗。”其后，同年二月十三日条后记载有：“出城拜吴君俊卿，其人曾在吴平斋家处馆，年四十余，能篆书。似亦不甚倜傥。”
初次入京的吴昌硕，是以诗人及篆刻家的面貌出现于翁同龢视野内，而翁同龢对其诗文及印谱的评价仅仅是“似不俗”。在出城与吴昌硕攀谈之后，了解到吴“能篆书“，对他的感觉是“不甚倜傥”。
吴昌硕 篆书“信”1923年作
成交价：RMB 4,600,000
上海嘉禾2018春季艺术品拍卖会
显然，彼时吴昌硕并未给翁同龢留下深刻印象，事后，翁也并无引荐他做官之意。盘桓数月，吴昌硕的此次北上之行只能无功而返。
甲午海战，机遇成泡影
对吴昌硕来说，甲午海战无疑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契机。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初战失利后，清政府重新起用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极具威力的湘军，令湘军旧将吴大澂北上督师御敌。
▲ 吴大澂（1835～1902）
由于吴大澂崇文尚武，故招纳了包括吴昌硕、陆廉夫、徐熙等在内的一批文人书画做幕僚。在爱国热忧和建功立业的信念驱使下，年过半百的吴昌硕不顾多病之身和家人劝阻，毅然北上。
在相赠于吴大澂的诗句“谢傅围棋终破贼，班超投笔敢论才”中，吴昌硕把自己比作投笔从戎、万里封侯的班超，期望随着吴大澄北上御敌成功，报效祖国。
未曾想，仅数月之后，大军便败而归。
甲午战败对吴昌硕而言，无疑是个重创。随着耳朵被大炮震聋，他荣取功名的希望也随之破灭。
▲1894年甲午海战
宁、淮“谋差”
虽然甲午战败使吴昌硕的功名之念化为泡影，但光宗耀祖的理想在他心中并未就此磨灭。
他开始积极谋划捐官一事。由安吉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写的《吴昌硕》中如此记述：“为了实现光宗耀祖的愿望，才有他狠下心来，用多年积蓄以捐官之事。”
虽然捐了个候补知县，但清代官多缺少，没有实缺还是不能委任，只能等待机会。
1899年，56岁的吴昌硕尚在海运津通局当差。《申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一月一日中曾报道：“知县吴俊卿禀知赴宁见制宪。”
▲ 刘坤一（1830～1902）
是年初秋，吴昌硕到江宁（今南京）见两江总督刘坤一。关于这次江宁之行，吴昌硕致好友沈石友的信中言明：“赴清江一行，非得差也，去谋差耳。江苏无生计，奈何！”惜未得刘见待。
▲ 吴昌硕致沈石友信札
惨淡的现实驱使着吴昌硕继续北上扬州，谒见署理淮扬海道官员丁葆元。所幸丁不忘旧情，给这位远道而来的老乡安置在淮扬海道署清江发审局当差。不久，也是在丁的保举下，吴昌硕补了淮安府安东县代理知县的实缺。
“一月安东令”
在付出“二千两有奇”捐银、北上谋丁葆元举荐、打探并争取实缺机会等一连串努力下，56岁的吴昌硕终于如愿以偿，赴江苏安东县（今涟水）代理知县。
北宋书法家米芾也曾在涟水任职，留下清正廉明的官声。吴昌硕抱着追慕前贤、造福黎民、留名青史的美好遐想，踌躇满志地来到安东。
然而，现实再次狠狠地给了理想一巴掌。
吴昌硕刚到任，正值“完粮”时节，性情耿直的他不愿遵守“潜规则”行阿谀奉承之事，自然不受准安知府待见。且当时“安东多盗号难治”，吴昌硕自认缺乏吏才，在给友人的信中透露“地方枯瘠，民性刁悍，断非弟所能久为者”。
▲ 清末，江苏淮安
再加上此时正值国家危亡时期，官俸微薄且很难发放，而安东距离上海近千里，吴昌硕既无职业收入，又远离他经营多年的苏杭、海上等鬻艺市场，加之捐官欠下“实银两千有奇”的债务压力、因捐官而遭受当地的冷语讥评，种种因素相加，使吴昌硕深感官场复杂，心灰意冷，遂仅一月便挂印而去。
吴昌硕“一月安东令”印 1909年作
西泠印社藏
绝意官场，赴沪鬻艺
甲午战败、“一月安东令”……一次次的挣扎博取，一次次的铩羽而归，吴昌硕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既无军事才能、又无吏治才干，而这对于想做一位好官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用了60年时间，吴昌硕终于意识到入仕做官的人生理想原来并不适合自己。
此后，他毅然弃官从艺，坚定地追求“从艺”的人生道路，并迎来了他艺术上“60岁确立自我面目”的里程碑。
在晚清士商观念转型的大背景下，随着江南文化中心从苏州转移至上海，江南的绘画风格也由雅致转向通俗，加上弟子赵云壑在上海获得成功，吴昌硕逐渐打消赴沪鬻画的种种顾虑。
▲ 清末民初，上海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封建帝制宣告覆灭，吴昌硕赖以生存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一朝破灭，债务缠身的他终于下定决心，告别了居住30年之久的苏州，迁居上。
此后短短不到二十年光阴，吴昌硕迎来了艺术人生的璀璨绽放，逐步成为了艺术史上的一代宗师“吴昌硕”。
生逢中国社会出现最大历史转折点的时代，
吴昌硕的一生，呈现出种种矛盾性：艺途、仕途的何去何从，仕、隐之间的权衡，理想与现实的残酷对照，坚守传统还是听从市场……
正是在种种挣扎徘徊之间，吴昌硕完成了由传统文人士大夫书画家向近现代开元艺术家的转换。
毫无疑问，他是美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但也更是大时代下的一个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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