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利2021秋拍丨“清代第一奏折”——《三习一弊疏》，直陈利弊众正盈朝

北京保利拍卖
2021年12月03日07时

百年风云——世界名人字札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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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展时间】

2021年11月29日至12月4日

【预展地点】

北京国贸大酒店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

【拍卖时间】

2021年12月5日（星期日）10:00

【拍卖地点】

北京国贸大酒店B厅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

君莫大于纳谏, 臣莫大于进言。自古以来，上疏奏本，直言进谏绝非一件易事。汉初之张良、隋初之李谔、唐初之魏征皆为典范，奏疏流芳千古。清代名臣孙嘉淦洋洋洒洒一篇一千九百余字的《三习一弊疏》，更是被后世誉为“大清第一名疏”。

甚至到了嘉庆、道光时期，天子初登大位，仍有大臣抄录这篇奏疏上奏，劝告皇帝以此为戒。曾国藩在《鸣原堂论》中说起此疏，评论道：“我当年在京城时，就听朋友们说这是本朝第一奏议，当时我觉得文采并不高，也就忽视了。近来，细细读之，感悟很深，一般人很难避免孙嘉淦所言‘三习一弊’，但是能总结出这种经验教训，不仅需要大智慧，而且自身也得具备慎独的功力才行，的确是为官者的第一良鉴！”

名疏内容一言以蔽之：“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意指耳朵习惯了听好话，便会喜欢阿谀奉承而讨厌直言不讳; 眼睛已经习惯了讨好行为，便会喜欢柔和顺从而讨厌刚正耿直; 若是心已经习惯了良好的自我感觉，便会因此喜欢顺从而讨厌违抗。“三习”指的是皇帝养成的“耳习”、“目习”、“心习”三种坏的习惯，皇帝如果有了这三种坏习惯，其结果一定是“喜小人而厌君子”，这就是所谓的“一弊”。孙嘉淦以此劝诫乾隆远离小人，不要唯我独尊、自以为是。

Lot 13014

清乾隆孙嘉淦呈乾隆帝“清代第一奏折”《三习一弊疏》，含朱批

尺寸：23cm×230cm

估价：RMB 800,000-1,500,000

此件拍品为著名的孙嘉淦呈乾隆帝《三习一弊疏》奏折，乾隆帝朱批上百余字。《三习一弊疏》的言论无论在当时还是当下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后人无数的出版与著录足以证明它的重要程度。

奏折全文（滑动浏览）

奏为勉竭愚衷，仰祈睿鉴事：

臣一介庸愚，学识浅陋，荷蒙风纪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虑，仰赞高深于万一，而数月以来，捧读上谕，仁心仁政，恺切周详，凡臣民之心所欲，而口不能言者，皇上皆已行之矣，臣愚无可言所欲言者，皇上之心而已我。皇上之心，仁孝诚敬，明恕精一岂复尚有可议哉？而臣犹欲有言者，正于心无不纯，政无不善之中，而有所虑焉，故过计而欲预防之也。

今夫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坤阴极盛而阳生，乾阳极盛而阴始，事当极盛之际，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而及其既著，遂积重而不可返。此其间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

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多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臣民原非献谀，然而人君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匪誉则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

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君之目则熟于此矣。目与媚化，匪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

敬求天下之士，见之多而以为无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办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过，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

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

今夫进君子而退小人，岂独三代以上知之哉？虽叔季之主，临政愿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贤其臣，孰不以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决非小人？乃卒于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

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

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君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貌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岂可胜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习为之蔽焉。治乱之机，千古一辙，可考而知也。

我皇上圣明首出，无微不照，登庸耆硕，贤才汇升，岂惟并无此弊，亦未有此习。然臣正及其未习也而言之，设其习既成，则或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见听者矣。

今欲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愿言皇上之心也。语曰：“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此浅言也。夫圣人岂无过哉？惟圣人而后能知过，惟圣人而后能改过。孔子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大过且有，小过可知也。

圣人在下，过在一身；圣人在上，过在一世。《书》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是也。故曰：文王视民伤望道，而未之见，文王之民无冻馁，而犹视以为如伤，惟文王知其伤也。文王之易贯天人，而犹望道而未见，惟文王知其未见也。

贤人之过，贤人知之，庸人不知。圣人之过，圣人知之，贤人不知。欲望人之绳愆纠谬，而及于其所不知，难已！故望皇上圣心自懔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后知执中难允。一念戏豫渝天之命何时敢自宽也。怀保之愿宏，而后知民隐难周。一夫不获时予之辜，何时可自慰也。谨几存诚，返之己而真知其不足。老安少怀，验之世而实见其未能。夫而后欣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贯于用人行政之间，夫而后知谏争切磋，爱我良深，而谀悦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夫而后知严惮匡拂益我良多而顺从不造者推已而坠之渊也。耳目之习除，而便辟善佞之态，一见而若浼。取舍之极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说，无缘以相投，夫而后治臻于郅隆，化成于久道也。

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则虽敛心为慎，慎之久而觉其无过，则谓可以少宽，励志为勤，勤之久而觉其有功，则谓可以稍慰，夫贤良辅弼，海宇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宽，似亦无害于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转，则嗜好宴安功利之说渐入耳而不烦。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视而不见其可憎，久而习焉，忽不自知，而为其所中，则黑白可以转色，而东西可以易位。所谓机伏于至微，而势成于不可返者，此之谓也。是岂可不慎戒而预防之哉！

《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又曰：“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大学》言：“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贤而不能退。”至于好恶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于骄泰，满于骄泰者，自是之谓也！

由此观之，治乱之机，转于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于人君之一心。能知非，则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见过，则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谋而乱之阶也。然则沿流溯源，约言蔽义，惟望我皇上时时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举不外于此矣。语曰：“狂夫之言，而圣人择焉。”臣幸生盛世，昌言不讳，故敢竭其狂瞽之论，惟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则天下幸甚！

孙嘉淦《三习一弊疏》背景介绍

孙嘉淦，字锡公，清代太原府兴县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举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享有正直名声，敢于直言争辩，扶正祛邪。

清高宗乾隆皇帝，名弘历，爱新觉罗氏。康熙五十年（辛卯，1711年）八月十三日生。清世宗雍正皇帝第四子，母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弘历自小受祖父康熙皇帝的钟爱，养之宫中。雍正元年（1723年），世宗即密建其为皇储，雍正十一年（1733年）封为和硕宝亲王，雍正十三年（1735年）即位，年号乾隆。

孙嘉淦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臣。古语云，忧危之中，方见直臣之节。直臣，就是以谔谔之态直言谏诤之臣。雍正十三年，乾隆即位，孙嘉淦从河东盐政的任上被召回京，授以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吏部侍郎，受新帝重用身负风纪重任。他认为君子小人进退问题，是千古—辙的治乱之机，让刚刚亲政的皇帝及早养成近君子而远小人的良好习惯是最重要的事，因而写了《三习一弊疏》，进呈乾隆皇帝。

孙嘉淦在提出“三习一弊”的同时还详细分析了其日积月累的养成过程:

耳习——开始时只是不喜欢别人有不同意见，后来便逐步发展成不顺耳的话也不爱听，最后连讨好的话说得水平不高都不行。

目习——刚开始是排斥不礼貌的人，而后讨厌那些对自己敬而远之的，再后来连对自己尊敬但不会办事的，都觉得厌烦了。

心习——原本认真地工作，可时间一长，便不再严格要求自己，再后来不管自己有什么想法，都觉得正确，不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产生。

“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为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也。”这就是“三习”导致的恶果。《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可见这“一弊”的危害性有多大。

此疏上，立即引起朝野轰动，刚刚登基的乾隆皇帝尚未养成强烈的自负，不仅欣然接纳了孙嘉淦的奏疏，还将他的奏折宣读于朝堂之上，与众大臣共勉。孙嘉淦切中了历朝历代兴衰的要害，这些精辟的见解受到乾隆皇帝的赞扬，擢升其为刑部尚书。

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从理性、人性的角度，几乎可以说把小人、君子和当权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值得后人借鉴。